“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在中国各体文学作品中，对联最为短小精悍，也最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一副对联短的不到十字，简直无法更短，长的也就几十字，超过百字的就算是“长篇巨制”，算得上是对联中的“巨无霸”。

　　篇幅短小有两大好处：一是便于使用，不用多大的空间就能张贴、悬挂；二是朗朗上口，容易记诵，便于流传。可以说，每个人都见过对联，甚至都能说上几副自己喜欢的对联，脍炙人口的对联不胜枚举。但是，若要说人人都能理解每副对联的内涵，都能体会其中的语言文学、书刻艺术以及文化思想之美，那就未必了。有鉴于此，我在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对联课”。

　　我开设“对联课”是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让学生真正了解对联这种文艺样式，明白什么样的对联是真正好的作品，遇到古人或今人的对联作品，要有能力理解、鉴赏，甚至有能力订正、润色。这种与对联互动的能力，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修养。第二，对联用途很广，除了春节时使用的春联之外，新婚、祝寿、开业、周年庆等喜庆场合，伤逝吊唁等哀挽场合，亭台楼阁等建筑，书房、办公室等场所，都用得上对联。古代文人从小学习对对子，有童子功，撰书对联大多不在话下。对今人来说，此道失传已久，需要补课，以熟练掌握各体对联的格律与写作规范，并通过习作训练来提高水平。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着眼于知，第二个着眼于行。要做到知行合一，既要开阔视野，多看多读，广见博闻，也要多写多改，在“实战训练”中积累经验。

　　一

　　始于桃符？

　　对联起源的不同说法

　　关于对联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清人纪昀提出来的，经过他的学生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述，影响越来越大。纪昀说：“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五代十国的时候，四川成都有个小国叫作后蜀，其君主孟昶曾亲自制作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题写于寝宫门柱的桃符版上，据说这便是最早的春联。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代文书，有不少被英国人斯坦因掳走，S0610号就是其中一件，现藏英国图书馆。S0610号卷子正面抄录的是古代笑话书《启颜录》，背面抄录的则是十几副对联，大约抄写于唐末，年代比后蜀的春联还要早。从内容上看，敦煌发现的这些对联的内容，与今天习见的春联差不多，都是围绕时序主题，说一些吉祥话，讨个口彩。其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例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等。最初的春联大多数是四言，也有一些是五言，后来才慢慢有了七言，又衍生出字数更多、形式多样的各种长联。对联的长短，有时候取决于其悬挂或使用的空间环境。如果从唐末算起，对联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艺样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这是关于对联起源的另一种说法，显然更为可信。

　　二

　　穷源溯流：

　　对联的美学原则

　　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2019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之都”，行走于南京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随处可见对联。自2016年开始，每年春节开展的“城门挂春联，南京开门红”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洋溢着优雅的文化气息。在南京讲授“对联课”，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穷源溯流，可以说，对联的美学原则奠基于六朝时代，诞生于六朝古都南京。

　　从创作方式上看，从东晋南朝开始，文人们就喜欢作联句诗。所谓联句诗，就是两人甚至多人一起作一首诗，每人两句，或者每人一句，彼此对偶，这种创作方式已经具备了对联的雏形。具体说来，联句的方式又有多种。有一种方式，是每人作一句，两人一组，前面的人出上句，后面的人对下句，相当于两人合作一联。1929年元旦，中央大学7位教授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联句，就属于这种形式。还有一种联句后来很习见，要求每人作两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实际上参与了两副对联的写作，先为前一副对联作上句，再为下一副对联作下句，如此辗转承接，绵延成篇。《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就是这种形式的联句。联句诗既有对偶的成分，又有联句成篇的特性，与对联极其相似，二者的创作方式都奠基于六朝。

　　对联讲究声律，而声律的发现与运用，是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突出贡献。所谓声律，就是讲究四声（平、上、去、入）调谐。中国文学从六朝开始走上声律化的道路，这一趋势在近体诗、骈文、对联等文体形式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就形式与篇幅而言，对联好比是从近体诗或骈文中折其一枝，它在声律方面的讲究，与近体诗和骈文殊途同归。

　　六朝文学有一个“摘句”的传统，就是将一首诗歌中写得最为精彩的句子摘录出来进行鉴赏，展开评论。这些句子被人们称为“佳句”“秀句”“警句”。西晋大文豪陆机早就在其《文赋》中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一篇作品要有警句，这是诗文创作与欣赏的关键。南朝诗评家钟嵘在其名著《诗品》中，也喜欢摘句批评。他们看中的“佳句”，往往是对偶工整、声律讲究的句子。例如南朝诗人谢灵运有一首《登池上楼》，几乎通篇对偶，历来被列为经典名篇。篇中有一联：“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属对工丽，更是让后人赞叹不已的佳联。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这就是六朝文学的风气，对联就是在这样的文学风气中成长起来的。

　　六朝文学还有一个“题目”的传统，也为对联奠定了写作基础。这里所谓“题目”，指的是以简洁、概括而准确的词句来品评某人、某地、某物、某事。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能文善画，审美眼光敏锐，特别擅长题目。有一次，他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出游归来，有人问他会稽的山水如何。顾恺之的“题目”（评语）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四句话，前两句就是一副平仄谐调、对偶工整的四言对联，后两句中，“云兴”与“霞蔚”也自成对偶，可以视为句内对。总之，六朝文学在视觉上有对偶的传统，在听觉上有声律的传统，在创作中有题目与联句的传统，在赏评上有摘句批评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相互融合，彼此支持，为对联的萌芽和茁壮成长开垦出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对联是六朝文学之子。既然南京是六朝古都，那么，也就可以说，对联是南京文学之子。对联文学在南京有着深厚而悠久的传统，六朝文学贡献最大。

　　三

　　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联的“用典”

　　对联讲究对偶，讲究声律，也讲究用典。用典，就是使用典故，旨在增加对联语言的文化内涵。讲到用典，很多人会油然联想到文言文写作，联想到古典文学作品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其实，在白话文写作中，甚至在日常语言交流中，都可以遇到用典。近年来，“凡尔赛体”这个词语越来越流行，已经成为网络语言中的新典故，人人心知其意，却不一定说得清它的出典。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典故，甚至制造典故，一些新的词语或者故事在很多场合被很多人使用，就逐渐积淀为典故。今天如此，古代亦然，线下如此，网上亦然。

　　“典”字的本义是典籍，也就是书卷，“典故”的本义就是指书中的成语故事。作为典故出处的那些典籍，往往是世代相传的经典，是从前读书人必读的书目，人人耳熟能详，“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因为如此，引经据典才会成为士人语言交流与文字写作的常规。要使对联的语言文字表达更加简洁有味，更加丰富多样，更加含蓄典雅，就要学会用典。典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成辞”，一类是“人事”，这就是《文心雕龙·事类》中所说的“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成辞”就是现成的词语，前人作品中精彩的表达，被后人传承使用，凝定为成语。比如成语“百废待兴”“心旷神怡”，大家都知道它们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另外一类典故偏重“人事”，其中包含有故事。例如，“乘风破浪”这个成语，源自《宋书·宗悫传》，其中明显包含宗悫的生平事迹。宗悫是南朝刘宋时代的人，他参加过平定蛮夷和平定竟陵王刘诞的广陵之乱，建功立业。少年时代的宗悫，当被他那位相当有名的叔父宗炳问及志向之时，曾经这样回答：“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从《宋书·宗悫传》叙述的这段故事，到凝定为“乘风破浪”这个成语，类似于集成电路化的过程，用典就相当于芯片的使用。有人用这个典故，撰成一副对联，“愿乘风破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就显得凝练而典雅。

　　四

　　文学与书法相得益彰：

　　对联的书写与展示

　　一副对联，其文学与文化使命的完成，离不开书写与展示。书写既是对联公开展示与广泛传播的手段，其本身也属于展示与传播的内容。面对一副对联，人们在阅读并欣赏其文词的同时，也在阅读并欣赏其书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文词只是对联的内容，而书写则是对联的形式。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精湛的书写艺术可以促进对联的传播，天下园林名胜，处处可见名家书写的对联，就是为了借重其书法的艺术吸引力。另一方面，优美的文词内容也可以扩大书写的影响，楹联书法早已成为中国书法中富有特色、引人瞩目的一类。近年来出版的楹联书法集，络绎不绝，各式各样，通代的、断代的、专家的、分地的、分体的，应有尽有，很受读者欢迎，而各地组织的楹联书法比赛与展览，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对联以文学润色书法，书法以艺术增饰对联，二者相互为用，可以形容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艺大同。”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对联课》、“南京三书”等）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27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