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推荐、平台规则和大模型语料等都在参与决定一种文化能够被看见多少、被怎样讲述,如何借助数智之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成为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回答的课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影响力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当前,以大数据、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改变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流程,也在重塑文化影响力的生成机制和实现路径。当算法推荐、平台规则和大模型语料等都在参与决定一种文化能够被看见多少、被怎样讲述,如何借助数智之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成为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回答的课题。
一种文化的影响力,过去主要看是否有传得开的故事、立得住的形象和打动人心的情感价值等。今天,专业生产、用户生产与人工智能生产层层叠加,“人人可创作、人人可出海”已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算法推荐、内容分发、平台规则和大模型训练数据,共同构成了一套决定什么内容被看见、以什么方式被讲述的技术架构。文化出海已由内容出海转变到架构出海的深层逻辑,必须超越被动适应既有平台规则,转向主动的规则协商和反向议程设置。这场竞争的胜负不仅在于架构本身,更在于能否在架构之上掌握文化的解释权。影响力不只是一个被多少人看到的问题,更是一个被如何理解和讲述的问题,被看见只是起点,被准确解读才是落脚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要让算法“听得懂”中华文化。目前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原始的数字化数据,到能够被大模型正确理解并高效运用的高质量训练数据,中间仍隔着一道基础性鸿沟。这道鸿沟并不只在于数字化规模的大小,更在于数字化的质量。如果不能做到系统、标准、可溯源,即便把海量文化资料投喂给大模型,中华文化也可能被算法“切碎”,成为一串串孤立的符号,难以构建有逻辑、成系统的精神整体。要跨越这道鸿沟,一方面要系统构建知识图谱,厘清文化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要做好语义标注,把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审美范式、思维方式作为一套深层语法注入训练数据。唯其如此,大模型才不仅能“读到”中华文化之“形”,更能真正“理解”中华文化之“神”,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塑造技术逻辑的价值力量。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必须破解算法逻辑与文化逻辑的错位。算法以可量化、可预测、可优化为设计取向,其底层是计算理性;文化以可感悟、可传承、可共鸣为旨归,其核心是意义生成。庄子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其所警觉的并非工具本身的善恶,而是机巧之心对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这一古老命题,可为今日审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带来启发。主流平台通常以流量最大化为取向,依凭用户画像和兴趣标签进行精准推送。在算法主导的分发机制下,用户的文化视野存在被收窄于既有兴趣圈层的风险。古典诗词的意在言外、书画的气韵生动、戏曲的程式写意等,因难以被量化和标签化,在流量筛选中处于劣势,中华文化精华的传播空间可能被持续压缩。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主动调整算法背后的价值取向,既要把文化多样性、审美深度、公共价值等纳入算法的目标函数,打破流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取向,也要顺应算法逻辑,做好分众化、本土化传播。同时还应看到,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仍以英文互联网为主,其价值预设、叙事框架和审美标准更多带有西方文化的底色。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概率预测为生成机制,其输出天然地向语料中的高频表达和强势审美收敛,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可能在数字化转述中被稀释甚至变形。抵御这种倾向,根本上仍要靠过硬的中国叙事,把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围绕全球共同关切的文化议题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叙事符号,有效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被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正以崭新的交互形态推动中华文化由“走出去”迈向“走进去”,成为数智技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生动例证。
技术能够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却无法改变文化创造的本质。在文化内容生产日益智能化的当下,明确人机协同的分工边界并建立健全相应机制,使技术始终服务于而非替代人的文化创造,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长久之计。就现阶段技术水平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在创作和传播层面提供辅助,但生命体验、情感真实和价值判断仍只能由人来完成。唯有守住这条边界,人在文化创新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才不会在技术渗透中被消解。与此同时,还应着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跨文化传播能力,引导和帮助人们在算法化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和自主的文化选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一代。今天的青少年既熟悉技术,又亲近中华文化,理应成为数智时代中华文化的重要讲述者和传播者。当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能以自己熟悉的数字方式讲述和传播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便获得了深厚的民间根基和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数智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回答好谁来传播中华文化、以何种方式传播的问题。这既要求中华文化深度融入数智技术的底层架构,从内容走向价值、从出海走向入心,也要求人在技术面前保持主体地位,使中华文化既传得出、传得开,更传得深、传得久。
(郭静系山东女子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肖辉馨系该院副教授。本文系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Z2025609]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29日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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