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一部家族史

对创意写作特别是整合整本书阅读和创意写作的研究，始于2017年。此前由于执教高三年级，一直没有机会进行创意写作的教学实验，后来回到高一年级，一切可以从头开始，于是我将多年关注的整本书阅读课程和创意写作课程重拾起来。

写作始于阅读

生存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师生精力都很有限，阅读和写作这两门原本各自独立的课程整合在一起，便于引导学生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理解创意写作的核心知识，再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

阅读和写作本就是语文学习的一体两面，孰轻孰重，不必深究。阅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语言表现能力，而作为语言表现的高级能力——写作技能的核心知识，既可以通过学生自己的写作训练习得，也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习得。当然，就学习成效而言，前者更明显。

不过，对于初学者而言，不断汲取前人的写作经验更为便捷。因此，整本书阅读和创意写作的最佳结合点，就是在整本书阅读指导过程中，不断发掘创意写作的核心知识。其主要途径，一是运用归纳法，从艺术的角度还原作家创作的过程，看看优秀作品都是怎样写出来的，从而总结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二是运用演绎法，基于创意写作的核心知识，重新解释和评价优秀作品，看看优秀作品都具有哪些创意写作元素，在整本书阅读中不断强化创意写作的核心知识。

我曾经给学生做过一个名为“为什么读经典”的指导讲座，关于经典阅读的理论知识，基本照搬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的“绪论”。他给经典一连下了15个描述性定义，其中第一个定义启发了台湾作家唐诺将他的新书命名为《重读》。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名为《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因为卡尔维诺把经典描述为那些读者不断“重读”而不是“在读”的书。

没有读过卡尔维诺在书中论及的一些作家作品，因此讲座中我把案例都换成了自己读过的经典作品，只要大体能够说明卡尔维诺对经典作品的定义就好。比如余华的《活着》、卡夫卡的《变形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

我给学生选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当代小说《活着》。在长篇小说中，余华的《活着》算是短小精悍的了，只有10万字左右，学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读完。不过，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只要把这部小说与芦苇编剧的电影放在一起对照，高下立判。所以，我引导学生在这两种文本的比较阅读中，总结归纳出创意写作的得失。比如，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运用，“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形象塑造，重大历史题材的反映与主题的把握，等等。

创意写作写什么

《活着》属于那种一口气就能读完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时间跨度却长达40年（1945-1985），刚好是从抗战胜利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读完这本小说，我给学生布置的练习是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写作——书写家族史，让学生采访祖辈和父辈，了解家族在近百年历史风云中的际遇，或以自己的口吻复述，或以当事人的口吻口述，撰写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文章。

史学界有“口述历史”的说法，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兰·内文斯加以运用并推广。我是从唐德刚先生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顾维钧回忆录》等书籍受到启发，准备组织学生整理自己家族的口述历史。

我希望学生重点采访自己的家族在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关注他们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时期遭受的苦难，因为苦难才是写作的不竭灵感源泉。我希望学生能从家族这个小单位的历史变迁中，照见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社会大变迁。

写作中，学生和家长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家族苦难，但对于涉及家族隐私的部分或者不光彩的经历，可以坚持春秋笔法中“为亲者讳”的原则。

其实，在学生撰写的家族史中，绝大多数祖辈愿意敞开心扉接受后人的访谈，讲述自己的过去。班级中80%以上的学生是新上海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大都来自外地，经历了风风雨雨，靠努力打拼才走到今天，他们的每一篇家族史，就像一部上海的移民史。

少数学生在访谈中也遭遇过亲人变故、通讯不畅、代际鸿沟等困难，好在祖辈采访不成还可以采访父辈，不过我要求学生尽量采访家族中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的长辈，并用长辈的口吻写出来。

从学生撰写的访谈后记中，我发现学生非常喜欢这份作业，因为他们从中收获的不仅是创意写作的能力，还加深了他们对家族历史的了解，增进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并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不仅是一次作业

从创意写作的类型看，我们通常把撰写家族史纳入非虚构类文本的写作范畴，需要运用创意写作的核心知识，即讲好一个故事的核心机密。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有活力，有戏剧性和冲突性，好的故事都是有关逆境或苦难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际遇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没有哪一个家族是一帆风顺地走到今天，只有我们拥有一颗创意写作的心，就可以写出自己的“百年孤独”。

以台湾作家近年来的家族史写作为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抢救家族记忆的重要意义。

台湾小说家骆以军2000年出版的《月球姓氏》，开启了新世纪台湾作家书写家族史的浪潮，它以戏谑和轻松的叙事口吻，在一个又一个犹如舞台设置的场景中，让压抑的男人不断想象甚至重演那历史发生时刻的荒谬一幕。张大春2003年出版的家族史《聆听父亲》，则是一部在时代变迁中触摸个人血脉的故事，让我们见识到有血有肉的历史。作者以个人的家族史抢救家族记忆，试图以文化溯源的方式拯救文化凋敝，表达了忧郁而深沉的中国文化乡愁。台湾现代文学的重要推手齐邦媛女士，以逾80岁高龄、历时4年写成的家族史《巨流河》，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唤醒了无数被世俗压抑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平民的家族记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虽然没有“本纪”“列传”那么重要，但它是最鲜活的历史，是最感性的记忆，最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真切也最实在。我们不应该让它湮灭在大历史的洪流中，学生只需要一支生花妙笔，就可以让它存在下去，就可以让它确证学生的存在，确证家族的存在。

（作者单位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教师报》2018年08月2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