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莉：因创造，得自由

徐莉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首届荆楚教育名家，楚天卓越教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中心主任。知名儿童课程设计师。为儿童教育项目及相关从业者提供专业咨询。2016年第二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两届LIFE教育创新年会创新案例分享嘉宾。

首届LIFE创新年会现场，聚光灯下，时年34岁的徐莉受邀分享自己的创新案例。彼时，她在武昌实验小学进行课程改革探索已经有8年之久。

徐莉用一长串的名词解释了自己的实验：探索“级任制教学+科任制教学+弹性课段教学+协同教学+连续性进步教育”多元复合模式，实现一个班级乃至一所学校的个性化课程定制。在这段绕口令似的陈述之后，她忐忑地说，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我的新专业、新身份——课程设计师。

台下有人面面相觑，一脸茫然。

“在2013年之前，我自称‘课程设计师’，是为了让更多的同行了解并接受课程设计是一个专业。”那一年是2015年。尽管被质疑过，但她依然给自己的“课程设计师”工作打了80分。

设计，意味着架构、创造。徐莉用17年的时间试探教师执业的边界：一个老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拥有的自主权究竟能够有多大？

不管空间尺度有多大，不可否认，对自主的渴望造就了今日的徐莉。她始终信奉一句话：因创造，得自由。这里的“得”，可以读第二声，也可以读第三声。

“不希望被学科定义”

你是什么老师？绝大多数教师不假思索，答案就能脱口而出。但对徐莉而言，这却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

“在我的宝盒里放上松针、竹叶、广玉兰叶、枇杷叶……随手摸出一样交给一个小组的孩子们，就照着这个样子去校园里‘寻宝’吧，回来告诉我，它们都长在哪里。”

“设计保护装置，从二楼将装着生鸡蛋的保护装置扔下去，回到教室后还一起思考、讨论。”

“采访学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提交一份完整的采访记录。”

用一张张任务单，替代大部分的集中讲授，让任务带领孩子们自由自主地学习。这是徐莉的常态课——你很难判断这是一节什么学科的课，这节课也很有可能不在教室里完成，而且时间也并非传统的40分钟。

比如，徐莉带领学生认识一棵树，常做的几件事儿是——画简图，标出各部分名称，记录各部分的特征；教给孩子测量方法，让他们测量并记录数据；用气泡图整理归纳树的主要特征，或者用韦恩图比较树与其他事物的异同，加上非虚构类写作……当我们试图分别这是科学课、数学课还是语文课的时候，徐莉认为“只有心存学科界线的人，才一天到晚用分科思维来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

这样的课，有历时一个月的大主题探究，有历时一天半日的体验活动，有连堂的专题学习，有单课时的交流分享……非常灵活，学习方式也丰富多样。“不希望被学科定义”的徐莉不会因为某个学科的限制，去决定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就她现在的任教模式来说，徐莉既不是进行级任制教学的包班教师，也不是从事科任制教学的学科教师，她有意识地在课程组织模式上选取更加灵活、多元的复合模式。2018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她时，称她为“儿童课程规划设计师”，在徐莉看来，这短短的一句话，是对她的职业的一次官方认定。

但事实上，“拥有‘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自由其实是件令人十分疲惫的活儿。”徐莉说这是“肩负自由的疲惫”。

在第二届全人教育奖颁奖典礼上，独立撰稿人吴若姝评价徐莉时道出了这个职业的“难与苦”：选择做一个“课程设计师”，必须进行跨越众多学科的探索与钻研，特别是“攻坚”那些自己本不擅长的科目，并寻求融会贯通之道。其中的辛苦与付出，超出单一学科的数倍。

但徐莉熬过来了，“我愿意尽一己之能，甚至不惜一次次重头开始，走进一个又一个学科，做个永远的学徒”。她下了一番苦功夫，也有足够的勇气把自信写在脸上，“如果今天下午是我的课，我会让孩子们选择他们喜欢的内容和学习方式。反正我全都会上，而且绝对在平均水平以上”。

不过，选择做“课程设计师”，要付出的还不只是辛劳。有人劝徐莉：你总得有一个学科定位吧，不然怎么做学科带头人？做不了带头人，未来职位如何晋升呀？

尽管徐莉十分清楚所有关乎职位评审的评委都是分学科的，“可我顾不上在任何一个学科里去刨一口深井，我觉得要去做更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对此，吴若姝的那段评价大概最得徐莉之心：当她主动挣脱外在的评判得失，只做遵循内心之事的时候，她反而拥有了超越外物的力量。因为，她已经在内心深处获得了自由。

自由，我最向往的不是自由吗？徐莉追问自己。每当此时，她便坦然。

“我喜欢做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所以做课程设计，然后不畏惧在课程实施中经历各种不确定。”徐莉还特别强调一句，这“对于我而言不是困难，而是非常好玩的”。

所以，当徐莉再被人问起“你是什么老师”时，她会俏皮地反问一句：你何必在意我是什么老师呢？

“你足够专业，配得上这份自由”

许多教师依据教材埋头教学时，很少去思考背后前因后果：那些要求合理吗？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如果那些观念、那些目标是对的，我怎么做出来以实现它？

早年间，徐莉的“特立独行”起初并不被允许，工作的第四个年头，身为语文教师的她被安排在教导处工作，由于杂事繁忙，按照惯例徐莉需要转教“副科”：任教社会科。一次考前，她向学校申请自己的班级只参加期末统考，她希望将最难上的第二单元和比较有趣的第四单元进行对调，让学生先学习感兴趣的内容。

这样的“无理要求”，被学校坚决拒绝了——你没有权力擅自调换单元顺序。作为一个资历尚浅的青年教师，学校认为她最应该做的是严格执行既定的教学计划，而不是自作主张。

徐莉那时候是懊恼的，“不管课上成什么样都很难过，觉得自己就像个演员，眼睛看哪里、手指哪里都有人指点安排，我感到很痛苦”。

不过，这也更加促使徐莉开始审视“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到底谁来做课程决策？思索良久，她觉得“应该是在地头的人”。毕竟，作为一个一线耕耘者，“能接收到更为丰富复杂的来自教学现场的讯息”。

“许多时候我们把教育的问题归因于教师专业水准不够高——理念是好的，理想课程的构想是好的，到了具体的教育实践就坏掉了。实际上，即使教师努力把一节课所有的环节都做好，把所有的好课连起来并不等于好的教育。”徐莉说，“当我追根溯源时，发现我们的课程组织方式与教材编排，这些被误认为是上位的环节存在问题。教师本应参与课程标准、内容的制定，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人。”由此，徐莉执拗地开始了一个普通教师的艰难突破。

2001年，第八次新课程改革大幕启动，武昌实验小学成为最早起步的学校，她恰是学校核心课题组的成员。

“记得最早接受的指令，是找到学生感兴趣且有价值的主题，不能与现有所有学科的教材内容重复。为此我不得不去翻看各科、各版本、各年段教科书，关注各学科发展的前沿和现有课程未曾涉及的主题，挖掘现有知识层面下更深层的价值追求，寻找适合学生且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内容。”渐渐地，徐莉被动地从一个消极的课程产品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积极的课程产品生产者。这让她看到了课程改革的另一片天空：超越教材，理解课程，而非死盯教科书揣摩编者的意图。

但很快她也看到了问题。一个副科教师的常态是每周每班1-2节课，一周七八个班走一两趟，一年下来连学生名字都叫不全，这样怎么可能实现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选择和安排教育教学活动？教学是可以预设的，但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这个学习内容是孩子们不感兴趣的，教师是否可以结束这个主题，或者另择合适的时空展开？如果学习内容激发了孩子们的热情，教师是否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体验和探索？

从问题出发，徐莉找到了课程变革与创新的关键量：时间。只有弹性的课段才能实现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上的自主自由，实现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徐莉一直在寻找破解时间难题的路径与方法。终于，在2008年的新学期，徐莉获准在同一个班担任多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可以将一节一节的40分钟连续起来安排。如此，她拥有了教学时间上的自由。

她的“级任制教学+科任制教学+弹性课段教学+协同教学+连续性进步教育”探索也从此大放异彩，得到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

除此之外，伴随10多年尝试的是一路的质疑和好心的提醒：

“一心多用，你会不会因此降低了这些学科的教学质量？”

“一个老师教几门课究竟是你的个人兴趣、个人成长路径还是学生的需要？”

“不具备开足开齐课程的边缘薄弱学校，也是一个老师上所有的课，你的创新在哪里？”

徐莉对这些质疑的态度只有两个字：感谢。她说，“带领我走得更远更好的是质疑而不是赞赏，而质疑让我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为什么要变革’，关注如何让在其中的人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徐莉也给了所有的质疑一个回答：“我更注重对课程的理解，基于理解地改善，整体考量，特别是在其中的教师、学生、家长的感受。”这并非是徐莉固执己见，只是她觉得，课程决策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教师不能一味退让，“因为你的退让和懈怠只会让你越来越没有课程的自主权，越来越不自由”。

而给教师最高的尊重和嘉奖是，你足够专业，你配得上这份自由。

“做傻子才做的事”

徐莉说她从业的前15年都在忙着准备“辞职”。原因就是，“为了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我可以到处行走”。还是为了“自由”。

徐莉一直关注业内最具创新精神的个人、学校、机构，甚至是各个行业最优秀的那部分人。那些“不是傻子却做傻子才做的事，这样的人们我视为同道”。

但徐莉最终没有辞职，在第16个年头到来的时候，她开始反思“自己因何走到了这里”。对于一个渴望独立，试图获得并保持独立的女性而言，每增加一个人生选项，就意味着多一个逃离之后的容身之所。“同时，不作选择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选择，让我们生生造出在此处的自由之感、归属之感。”徐莉这样解释。

她依然在公办学校，做那个学生眼中“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做傻子才做的事”。

身为教师，徐莉似乎无处不刻将自己与工作揉在一起。在外出差办理登记手续的几分钟，她会对着可以自由取阅的文明乘机出行提示小册子纠结：要不要取45份，在学习公共交通单元的时候作为学习材料发给学生？面对宾馆大堂信息栏里的各色宣传册，通常她会在这里完成对一座城市整体风貌、特色餐饮、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自主学习，遇到写得特别好的材料就盘算带回去作为学习材料或者设计素材。

她对世界充满好奇，热爱学习，唯独不喜欢“被安排”。一个难堪的事实是，但凡教育局规定的教师必修课，集中上课时她能溜就溜，不能溜就请假，甚至借口上厕所“遁走”；当地每个学科每学期5次左右的集中教研活动从来都不去……因为“那是别人认为我需要知道的”。

“我的做法不值得效仿，但我真的不能忍受别人让我做我不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专业规划。”徐莉说。

徐莉就是那个不愿妥协的人，真的不喜欢的东西，她会20年如一日坚持说“不”。她喜欢把时间留给有趣的事儿，作为一名课程设计师，徐莉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她是教师、作者、阅读推广人、培训师，还是三级评茶师、品酒师、书法爱好者、观鸟爱好者……她还期待着，可以到英国去读博物学。

一位孩子已研究生毕业的家长在徐莉的公众号底下留言：孩子曾不止一次跟我说，徐莉是她迄今为止认为最好的老师，没有之一！看完这条留言，一直“酷酷”的徐莉竟然会泪流满面。

她享受被学生认可的幸福时刻，但同时也不忘提醒自己：不要贪恋孩子们的喜欢，希望孩子们在更大的使命到来的时候，遇到提携帮助他们的人，知福感恩，而不是对儿时一个陪他们吃吃喝喝东瞄西顾的伴儿念念不忘……

徐莉警惕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过度影响，在她看来，孩子可能在喜欢与模仿中丢掉了成长的多样可能性，导致选择权的丧失——何必让他成为下一个你？本来他可以有无限可能。徐莉坦言自己不喜欢这样的教师——公开课上，在短短一两个40分钟里有意无意地征服、感动观众，试图屹立于潮头浪尖引领潮流，刻意制造新意启迪他人……

“如果与孩子每天的相处都是这样，孩子还是被一种外在的企图心所控制，教师仍然是将满足自己的需要优先于满足孩子的需要。”徐莉说，这是对孩子的“控制”。

控制，大概是徐莉最警惕的词。对于教育圈流传的各种“兵法”“妙招”，她亦颇有微词——那些“要如何”“不要如何”的命令式语言，实际上是在奴役学生的头脑。

挣脱束缚、归向自由，这就是徐莉。如今的她，仍在努力回答“一个教师的课程自主权究竟能拓展到多大？”不过，她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而是描述了一幅“自由”的画面：学校的教学楼背面，你看不到教室里整洁美观的布置、五颜六色的作品展示墙和孩子们的正襟危坐……在那里，你能听到孩子们拖腔读书、大声号叫的齐唱、嘈杂中几声“老师来啦”和随之突兀的爆笑，播放电影热闹的对白配乐从劣质的音响中轰隆而出……这是学校的另一面，无人看顾的一切从铝合金窗子涌出，汇成一体。

徐莉觉得，在那里，你能体味到“课程是一部合唱”的真实意味。而她的工作，就是让这和声变得动听一点——哪怕是一个人的合唱。

你问我答

1.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弹奏任何一部喜欢的音乐作品。

2. 你最欣赏的以改革知名的学校是？

答：没有。改革意味着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新的问题，从来都是无涯无尽的事业。

3. 如果给你足够的权力，你会将自己的课堂变成什么样？

答：不为别人认为的正确和善好而用力。

4. 学生的哪一句话曾让你心灵触动？

答：“老师，我可以一个人玩吗？”

5.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竭尽所能争取教师的课程自主权。

6.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答：善良。良心并不可靠。

7. 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我从不后悔，凡事选择然后承担。

8. 用三个词概括你自己。

答：敏感，执着，善解人意。

《中国教师报》2018年09月1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