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从塞上铁骑到编户齐民

观沧海。傅抱石 绘 昵图网供图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时经过碣石山所作。

乌桓，又称为“乌延”“乌丸”，曾是两汉时期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两汉后，“乌桓”这一名称逐渐在史书中消失。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这支塞上铁骑从此踪影难觅？

承东胡而来的战斗民族

乌桓与东胡。公元前200年匈奴灭东胡以前，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的组成部分。“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东胡为匈奴所破后，余部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随后各自称为乌桓和鲜卑，鲜卑大致在乌桓之东北。

乌桓山到底在何处，汉魏间著述并没有具体的说明。清末曹廷杰在《东三省地图说录》中推测，乌桓本在今西拉木伦河的两岸及喇里河西南地区。后来，乌桓南迁，居于上谷（上谷郡始建于战国燕昭王姬平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83年，郡治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大古城村）等五郡塞外，其分布中心在今老哈河流域，原来的地方则被居于北方的鲜卑占领。

经济生产活动。乌桓人的经济生产活动类型基本由其所处的地理区位决定。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指出，乌桓的分布区域，按地形可以分为三个小区域：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是一片黄土地，宜于农业。西拉木伦河以北，分为东西二区：西边是沙丘地带，和蒙古草原的性质相同，宜于游牧；东边是森林地带，宜于狩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游牧、射猎、农业这三种经济生产活动与乌桓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王沈的《魏书》如此记载乌桓人的生活方式：“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除了游牧和射猎之外，乌桓人还有一定的农业种植。乌桓人的农业种植体系较为简单，以青穄、东墙为主，特定的粮食要依靠与中原的贸易才能获得。

乌桓还有自己的纺织手工业。《后汉书·乌桓传》云：“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刺韦”即缝皮革为衣、为帐幕。文绣即绣花。氀毼，《博雅》云，“罽也”，即用毛织成毯子。

邑落制度。乌桓有较为完善的邑落公社组织。其最大的共同体为部，部内的单位为邑落。“数百千落自为一部”，也就是每部中几百落到几千落不等。部内的最高首领称为“大人”，邑落的首领称为“小帅”。“大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人有所召唤，刻木为信，邑落传行”，“违大人言死”。部落首领往往由推选而出，《魏书》载，“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后来，公选制逐渐变成了世袭制。《后汉书·乌桓传》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

乌桓生活在匈奴和汉朝的夹击之间，经常遭遇掠夺侵扰。在这种情况下，乌桓部落不可能没有自己对抗强敌和保卫公社的军事组织。马长寿认为，乌桓的邑落公社具有明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特征。“小帅”显然是军事酋长的名称，战斗团体由公社的男子组成，部族的大人掌握着“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的大权。除此之外，乌桓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着十分浓烈的军事色彩。《乌桓传》称“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这些表述都是乌桓人生活战斗化的表现。

与中原关系依时局而定

作为一个生活在匈奴和中原之间的较小部落，乌桓常常两面夹击，腹背受敌，只能仰仗其中一方生存。因此，乌桓与中原王朝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盟或对立关系，往往由时局而定。

两次南迁，从塞外入十郡。乌桓自驻牧于乌桓山之后，在两汉时期，曾两次南迁。第一次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南迁至五郡塞外；第二次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入居缘边十郡（即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塞内，皆在汉外长城中段和东段以南。

自匈奴击破东胡部落联盟以后，乌桓部落势孤力薄，役属于匈奴。匈奴对乌桓的奴役和勒索十分苛刻，“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西汉初期时，由于匈奴不断侵扰，汉武帝对匈奴实行武力反击，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几次大战之后，匈奴大败，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西汉扶持了役属于匈奴的乌桓人，把他们从乌桓山及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察匈奴动静”，防止匈奴再次南下。西汉还置“护乌桓校尉”以监领乌桓，预防他们与匈奴交通，并允许乌桓大人每年朝觐，作为对他们的亲信和优待。

乌桓人徙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畜牧业发达，部族逐渐强盛起来，于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反叛汉朝。汉宣帝时，乌桓又归附于汉朝。从此相安长达50年，直至王莽执政期间，这一关系才被破坏。据《后汉书》载，王莽时，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城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在乌桓士兵出征以前，王莽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分布在近郡各县。乌桓兵不服内地水土，请求回乡，王莽不许，乌桓兵各自逃亡，并在各处抢掠。于是，诸郡官吏尽杀乌桓的“人质”，从此乌桓痛恨王莽。匈奴趁此机会引诱乌桓的豪帅为官吏，自豪帅以下，皆背叛王莽，重新投降了匈奴。

匈奴和乌桓的联合也只是暂时的。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纠纷，并遭受连年旱灾、蝗灾，乌桓趁势发起攻击。匈奴无法在漠南留驻，转徙至漠北。当乌桓与匈奴的矛盾暴露无遗，东汉光武帝趁机以金币和丝帛贿赂乌桓大人。《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是时四夷朝贺，络绎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同时，光武帝还恢复了乌桓校尉制度，并开通了岁时互市。《后汉书·乌桓传》称“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

各自为政，反叛被平。乌桓的每次人口迁移，都是一部分内迁，一部分留在原地。内迁的乌桓人分散在各郡县内，塞外的乌桓人则逐渐为南下的鲜卑族所吸收。东汉中期以后，各地乌桓基本处于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状态。其中有的部落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如汉灵帝时，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之部有众九千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之部有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有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有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以上四郡乌桓再加上渔阳乌桓，即所谓的“幽州乌桓”。幽州乌桓突骑自汉初即名闻国内，或为州牧所兼领，或归郡守所管辖。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凉州羌人发动了反对东汉王朝的起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汉灵帝以张温为车骑将军，率领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至关内与凉州起义军作战。因军粮拖欠，乌桓突骑临阵不战，退逃幽州各郡。

屡次被征发的乌桓骑兵，情形惨淡，心存反叛之意，“皆愿作乱”。后东汉张纯和张举谋反，借用的就是乌桓突骑的力量。《后汉书·乌桓传》称：“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这次起兵，声势浩大，给垂死的东汉政权重大的打击。但是随后张纯被其部下王政杀死，起兵之事即告瓦解。

内迁后与他族日趋融合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占领幽州。袁绍曾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乌桓三王为单于，并且以家人子为己女嫁给乌桓的单于，其目的在于“收其精骑”。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王位传给侄子蹋顿，蹋顿将三郡统一起来。

从建安四年起，曹操和袁绍开始火并。官渡之战，袁绍大败。建安七年，袁绍病死，少子袁尚与其兄袁熙不堪曹兵追迫，于建安十年奔辽西投靠蹋顿，欲借乌桓兵力恢复冀州。在袁尚的怂恿下，三郡乌桓经常到塞内骚扰。《三国志·武帝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

建安十一年，曹操决定北征三郡乌桓。“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等到行兵至两百里处才被乌桓发现，乌桓骑兵仓促应战，阵容不整，被曹军打败。征乌桓后，曹操移其民一万余落于中原，并征调乌桓骑兵为己所用，“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经过了多次内迁和长期的征调应战，乌桓人的社会形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乌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外在于中原政治统治之外的朝贡成员。杜佑《通典·边防篇》提到乌桓万余落徙居中国为齐民，即受到中央王朝统治的平民百姓。其次，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进入了士家制度。当时，曹操为了战争和屯田的需要，已经建立起一套士家制度。士家，指的是兵士及其家庭，他们属于特殊户籍，居住往往集中在一起，由州县或兵营管理。士家子弟世代以当兵为业，子女的婚配也只限于士家之间。兵士如果逃亡，父母妻儿都要受到牵连。这种制度又被称为世兵制。乌桓骑兵为汉朝所用之后，跟随他们曾经受汉封的王、侯和未受汉封的大人参加战争，平时居无定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会屯兵驻扎，家眷则住在指定的郡县之内。进入十六国时期，东部乌桓人与后迁入郡县地区的鲜卑、氐族一起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部落兵。由此，乌桓完成了从部落民向编户齐民的转变。

由于到处迁徙，并与其他各族杂居错处，乌桓与他族日渐趋于混杂和融合。北魏时期，乌桓不再是一个特指的民族。《魏书·官氏志》云：“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杂胡考》中指出，魏晋以后的乌桓已经是“杂人”“杂类”的泛称。到隋唐时期，入居郡县地区的乌桓人基本融入北方汉人之中。

（作者系本刊实习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