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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值得,我们一起拼搏

——一位援鄂医疗队海归领队的抗疫实录

发布时间:2020-04-25 作者:朱畴文 来源:神州学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346支医疗队驰援湖北和武汉,人数达4.26万人,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循环内科的专业人员达1.6万余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赴海外留学或工作。2月7日,曾留学泰国和美国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领队朱畴文率队抵达武汉,开始了治疗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工作。对这段特殊经历,朱畴文有深刻的体会。应本刊之约,朱畴文写下了自己的抗疫实录。3月中旬,各地援助湖北医疗队开始有序分批撤回,而作为国家医疗队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驻武汉人民医院东院的医疗队,还在继续“兜底”重症病人救治。朱畴文说,他们要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再接再厉。4月1日,他们圆满完成援鄂任务返回上海。55个日夜,136人,一个不少。

逆行出发

2月6日晚8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让我们组织一支130人的队伍赴武汉进行救治工作,包括30名医生、100名护士,第二天出发,要求当晚11点报名单。

医院立即组织落实了130人的队伍,同时还组成了6人行政小组(其中4人是医生)。这是上海派出的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我受医院委派担任领队,同时也是行政小组牵头人。

用了不到24小时,医院便很快准备了一些防护物资及个人用品,要么及时采购,要么动用库存,上海市卫健委和兄弟单位也给予了支持,医疗队每人两个大箱子,还随机托运了总重量8.98吨的物品。我们数了数托运单,一共700多箱。

2月7日下午4点,我们乘坐东航包机飞往武汉。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时,整个机场看不见一架飞机,商店也都关着门。机场工作人员说,所有的灯都是为你们开的,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就会熄灯,因为没有飞机降落了⋯⋯

我们的车一路驶入市区,驶过长江大桥,驶过黄鹤楼,街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外面下着雨,车里异常安静⋯⋯我们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抵达了酒店。

托运的货物由武汉方面直接从天河机场运到酒店,一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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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

我们的任务是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接管两个传染病病房,各40张床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称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原来有1700多张床位。医院奉命在短时间内已经把其中的800张紧急改造成传染病隔离病房,并配了部分仪器,专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民医院的同仁们非常辛苦,从一开始的200张床,到最后的800张床,他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改造完成了。

抵汉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医院,当时连我们在内共有7支医疗队,与人民医院的同事一起,分管这800张床位。我们接手的,是应该进ICU、但却因床位紧张而收不进ICU的病人。

新环境比较陌生,一切都得从头干起。进到病房,大家心里真有点瘆得慌,因为隔着一道门就是传染区。这里有两个通道——清洁通道和污染通道,之间隔有3个区——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虽然有两道门隔着,但非常简陋,门不是那种感应的,是要用手推的,风大些就能吹开。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但还是比较紧张。

出发时,中山医院的院领导要求我“带多少人去,就得带多少人回来,而且要平平安安、零感染”。所以,安全防控就是我的头等大事。

我再三“命令”大家注意安全事项,要不断演练怎么穿防护服,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尽管硬件条件有欠缺,我们还是按原计划于2月9日下午两点接管了这两个病房。

上海先后派出过9批医疗队,包括我们这批在内,大概有1600多名医护人员,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指挥部。

病房里的物资情况不是太乐观,很多捐赠物品的品牌、规格、型号都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山医院的要求,有些是不适用于传染病房的,但这里也用了,因为物资供应仍然紧张。在需求量和消耗量暴增的情况下,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家医院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品,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

人民医院的医生也很疲劳,他们从春节前的1月中上旬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没怎么休息过。这里的医生、护士与病人的配比比我们要低得多,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我们接管的两个病房的医护人员都不是传染科的,而是来自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却完全按照传染科的标准和要求一直坚守着,他们太辛苦,太需要援助了。

他们很难,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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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民医院的磨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熟悉他们的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即病历系统),不熟悉他们的会诊流程,也不熟悉他们的工作流程,包括拿药、照CT、拍X光片、做检查,等等。所以,人民医院安排了原来在病房的护士长和一位医生做一些协调和联系工作,尤其是申领物品。磨合一周后,一切就运转得非常好了。

之前,我们几支医疗队的领队每天要开一次会,因为情况好转,会议次数逐渐减少,后来就固定在周一、周四晚上各开一次。我现在的微信群特别多,领队群、战时医务处群、专家组群,等等,有情况我们就及时在群里沟通。

我们这几支医疗队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的工作习惯不一样,处事风格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刚开始开领队会,有过争吵,但都是为了工作,后来大家越来越相互理解,越来越和谐了,从中我们也了解了人民医院所面临的困难。他们很难!真的很难!

体现出ICU水平

目前,至少从我带的医疗队所负责的病房来看,情况已经进入正轨,我们治疗病人也越来越有心得。虽然这个病很陌生,但我们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尽管还有很多未知,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我们团队中,30个医生主要来自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即ICU)、感染科。考虑到这个疾病会引起多脏器的问题,我们还有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消化科等科室的医生。另外,涉及到可能要插管和急症方面的情况,我们还有麻醉科和急诊科医生。

100个护士中有40个来自我们中山医院的ICU,还有来自各个病房的一些护士。可以说,我们调动了大量精锐,是一支非常值得信赖的队伍。100个护士里还有9个男护士,他们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队伍非常团结,虽然我们接管的不是ICU,但是要体现出ICU的水平。

目前,物资短缺、尤其是防护用品不够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缓解。国家的生产和采购量越来越大,捐赠量也很多,一切开始进入常态,越来越向好发展。上海方面也给予我们持续的支持,中山医院通过铁路把物资送到武昌火车站;市卫健委也联系货运卡车,直接把物资连夜送到我们这里。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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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传染病病房是由普通病房改造的,设施相对简陋,仪器也不够,但我们尽最大可能用好现有资源。氧气量也不足,这里的管道氧气无法满足800张病床的大流量吸氧。我们就用氧气钢瓶来弥补,但钢瓶只能运到楼下,再由我们的护士推进楼。现在情况改善了,至少氧气的供应量有所好转,仪器也多了,我们治病所采取的高级手段也越来越多。

根据“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指示,留在社区的一些重症病人需全部收进医院,其他医院的重症病人全部转到我们这几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病房。轻症病人或转到其他医院,或转去方舱医院。目标只有一个——要让所有病人得到救治,要集中管理。

我们这里收治什么样的病人不由我们决定,而是由武汉的前线指挥部决定。他们摸查各个社区的情况,收集病人,评估后再确定病人的去处。

重症病人的治疗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主要按照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第一版到第七版做初步方案,我们再根据临床症状做最终方案。病人经过治疗出现好转,两次核酸检验都是阴性,也没有临床症状了,就可以出院。一开始,病人治愈出院后要通过网络联络员把他们领回家。后来,有些医院出院病人出现了反复,所以现在规定:出院的病人不能直接回家,还要到规定地点再隔离观察两周,没有状况才能回家。也有些病人需要转到方舱医院继续进行治疗。

我们根据临床情况,利用专业知识,尽最大力量抢救患者。任何一例死亡病例的出现,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都会让我们感到难过。 

No Protection,No Action

人员工作排班方面,我们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进入隔离区不能超过4个小时,到时间后必须换班。

医生早晚查房都要穿着防护服,开出医嘱,由护士执行,包括领药、配药、用药,等等,所有的流程都要万无一失。

人民医院给每个病房配了4部手机,两部在里面,两部在外面,医护随时可以通过手机来联系沟通,及时联系病人家属时也会用到。因为病房不让家属探视,也没有陪护,如果一些治疗操作需要签字,就得通过手机联系家属,然后微信截屏确认。

按照要求,医院每天要做报表,收了多少病人,其中多少重症、危重症,出院多少,有多少人进行机械通气,或者有多少人插管,等等。插管实际上有利有弊,我们对插管还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想做的是如何将关口前移,如何防止重症病人发展到危重症,从而避免插管,更要避免启用ECMO(体外心肺循环系统)。

谈到压力,队员们肯定有压力,我也有压力。我的压力就是零感染!所以我再三强调,没有足够的防护,绝对不准轻举妄动。用英文表达,就是No Protection No Action。我们的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三层口罩、手套,戴着护目镜,再戴个面屏或面罩,加上鞋套,整个人全部闷在里面,脉搏都摸不到,任何操作都必须非常小心,真的很不容易。护士们尤其辛苦,第一个星期,我们有三个护士晕倒了,刚从隔离区出来就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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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瞬间,刻骨铭心

“人间值得!”一张挂在中山医院的“落日余晖”海报,记录着87岁王姓老爷爷与上海医疗队的生死相守。

这张照片是武汉人民医院东院区陪检员甘俊超用病房配置的像素很低的手机拍摄的。

我们医疗队的刘凯医生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王老欣赏了一次久违的落日⋯⋯余晖下的两个身影,病人和医生,80岁+和20岁+,一个甲子⋯⋯这个瞬间,刻骨铭心。

3月13日,王老可以下床了!刚做完CT检查后,他再次向中山医院医疗队员竖起大拇指:“谢谢医护人员的精湛医术和辛勤照护,让我可以那么快地好起来。康复后,我想用小提琴为你们拉一首歌,也希望你们能早日平安回家!”

同日,中山医院将这张照片制成巨幅海报张贴在院内,海报上 “人间值得”“我们一起拼搏”的大字和落日余晖下的医生与患者再度让人泪目,也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回想当初我们刚接班时,王老奄奄一息,对所有人不理不睬,拒接家人电话。老爷子没换洗衣服,家人离得很远,要跨两条江,还要开具各种证明才有可能送过来,所以他的生活物资都是医疗队提供的,连他的内衣都是医疗队的男队员捐的。

拍照的甘俊超,是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年即将毕业。从2月18日开始,他来到人民医院东院区当志愿者,热情勤快,大家叫他“阿甘”。我和同事在朋友圈发了阿甘拍的这张照片,被有心人看到放到网上,引起很大轰动。有媒体说,这是落日的余晖,也是希望的光芒。

中国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通过这张照片发现这位老先生竟是自己多年前文工团里的“小老弟”。她于是连发两条朋友圈信息,为“小老弟”加油鼓劲儿,期待他康复后用琴声答谢白衣天使。

当初我们刚接收病房的时候,一些病人病情很重。我们的医生护士进到隔离区以后,眼前的一切让他们很难过。一些病人在床上插着管,不能动弹,没法吃东西,也没法喝水。即便可以走动的,也就只有三餐供应,别的生活用品很少。衣服怎么洗?卫生怎么搞?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进去的第一件事,除了治病,就是打扫卫生,帮每个病人打扫个人卫生。我们还为他们提供内衣、毛巾、肥皂、拖鞋,以及很多吃的东西,例如水、水果、糕点等。我们还帮助病人跟家里人打电话、视频通话。岁数大的病人走不动躺在床上,我们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做一些人文关怀的事情。据我所知,很多援鄂医疗队都是这样做的。

常怀敬畏之心

抵达武汉3周后,我应母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要求,写给学弟学妹们一段话,其实也不仅仅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所有从医者,写给所有人的。

敬畏生命。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对我们这些以医学、健康、卫生实践与教育为专业的人来说,更是毋庸置疑。

敬畏专业。无论哪个专业,都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而医学专业,是用鲜血写成的,用生命写成的。经历无数次失败和成功,才找到生命、疾病的规律性和基本特质,才能用这些规律和本质来帮助、指导我们去探究未知的世界,而不至于让我们束手无策。

敬畏职责。爱德华·特鲁多医生的行医格言“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影响了一代代人,体现了“医者对职业、使命和崇高人性境界”的认识和追求。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职责在保持“帮助、安慰”的同时,是否也要将“治愈”摆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记住,要用你的专业来履行你的职责。

敬畏规则。敬畏规则、遵守规则,就是你的职业操守,就是你敬畏生命、敬畏专业的表现,也是你履行职责的体现。在医学上,“循规蹈矩”不是个贬义词。任何突破、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尊重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的。只有对规则心存敬畏,才能把握“利(benefit)”与“害(harm)”的关系,才能不恣意妄为。

我们责无旁贷

曾经有媒体采访我时问:“你有什么心路历程?”我说我再也不愿意以医疗队领队的身份回到武汉来⋯⋯再到武汉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游客。但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救治病人、抗击疫情的确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来。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换了座城市,换了个医院,我们依然在做一样的医护救治工作。虽然有一定风险,但还是有各种手段可以把这种风险给控制住。这是医生的职责,我们责无旁贷。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特别是那些好心的人和机构给我们的大量捐赠,我知道这很不容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正轨,国家有渠道、有办法可以维持并改善我们现在的供应。

很多人问我,包括我女儿也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真的不知道,还要看疫情的发展。即使在轮休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回上海,回去还要被隔离14天。所以,这样的人力资源储备和消耗都是巨大的,只有就地根据工作量来作调整。希望能让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同仁们,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尽可能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合理地休息。

我们的团队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感谢大家,荣誉属于他们。疫情肯定会过去,我们要坚持下去,和武汉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继续拼搏。(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1984年-1992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1996年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进修)

来源:《神州学人》杂志,作者:朱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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