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居可游

中国精神的本土起源，向上追溯，大抵都会溯源到儒道两家。孔子、老子与庄子是无可替代的文化密码，甚至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一切社会、文学与艺术的文化基因，影响着我们的处世方式、文艺创作与情感表达。

《中国艺术精神》的作者徐复观先生，大抵从这个理路出发，为我们梳理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史，将绘画艺术笼括到一个博大的文化传统中。艺术包含的范围宽广，但就中国来说，文学和音乐大多有其社会功用，不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艺术是追求个人觉醒，安放个体生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认为纯粹的艺术只有在绘画领域有发生的可能。按照这个思路，作者梳理了从人物画到山水画的发展历程，论述的重点在山水画，按照历史相关顺序探讨了山水画、画论、南北分宗等重要的课题。作者把山水画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代表，山水画是纯粹可以安放个体生命的艺术，是人与自然相冥合的产物。这并不是作者朦胧的感性认识，而是经过层层考据严密推理而得来的结论。

这本书的第一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讲述了儒家体系里的音乐精神及其在社会政治教化上的作用、对人格完善与修养的价值、对文学的启示以及孔门艺术精神的转化与没落。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主张，并没有囿于具体的艺术本身，而是着眼于整个人生，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道德上的仁善和艺术上的美相统一的境界，也就是“道”，这有无穷的生命张力。尽管在后世中，孔子借由音乐精神所伸张的人生艺术在种种因素中始终衰微不振，但是徐复观先生对孔子的艺术精神高度赞同：“将像天体中的一颗恒星样地，永远会保持其光辉于不坠”。

庄子的精神从第二章开始便贯穿全书。尽管庄子和孔子的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都是为人生而艺术，都是归于“道”，但孔门儒家到底还有道义上的担当，其艺术精神的抵达是通过道德的实践来完成的。而在庄子这里，道德的实践也成了生命中的束缚。庄子所走的是和儒家相反的完全个人化的道路，这恰好符合纯粹的艺术精神：安顿个体的生命。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践路径归于庄子这一脉居多。

尤其是庄子“技”与“道”的辩证关系，使得人生的艺术在思辨层面落实到了生活层面，由“技”入“道”，使得“美”有所居，同时亦可游。这可居可游的底色是虚静澄明之心，不同于西方艺术中潜意识的幽暗无明。西方的艺术是在人世之外构建个人的象牙塔，这根基是不稳定的，稍遇人世的复杂变动，极有可能轰然倒塌。而庄子的艺术世界是将整个人生包涵于其中的，整个人生都是庄子的审美对象。庄子并没有站在人生的对立面去审视人生，而是以虚静之心将人生涵纳，超越俗世，获得人生的审美和生命的安顿。这正是艺术精神的价值。

庄子将整个人生艺术化了，连“解牛”这样的小事，庄子都能看出“美”，甚至进入“道”：以虚静之心，达到主客交融的境界，从而手与心应，“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非常重要，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亦非常有启发意义。我们向往生命的充和安顿，但我们不能和自己当下的生命分离，对于生命或者生活的期望，要由思辨进入到实践。“手与心应”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手”是技巧，是生活中的实践；“心”为虚静，是超越世俗纷扰的安顿。这也正与中国的绘画艺术相契合，同时这又是艺术的归宿。尤其在魏晋之后，个体的生命开始觉醒，山水画更是满足了人们对于生命气质的独特追求，是个体生命的安顿与表达。人们在自然山水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和审美，也得以从中窥见自己的生命精神，完成“美”的映照。然而，书中所举例的山水画也是出于其美术史上的意义。理解庄子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绝不能仅仅限于绘画。庄子是宽阔的。

“逍遥游”对于庄子来说，非常重要。“游”是放松的，是超越的，是美的。庄子的理想境界就是“逍遥”。同上所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抵达“逍遥游”的境地，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上。找到自己的生命“可居”，以此为出发点，去“游”庄子的万千世界，从而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那个自我的精神，那是人的第二生命。

而中国的山水画，就是这可居可游的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