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质量标准建设

摘要：《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发布对推动我国工程教育制度化改革、提升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支撑作 用。本文立足于《标准》的文本内容与战略背景，深入探讨其对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战略意义与内在要求，系统剖析当前高校在推进工程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现实挑战，基于《标准》聚焦治理体系创新、产教深度融合、评价机制改革以及国际合作拓展等关键环节，提出系统性提升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认证标准；产教融合；工程教育；新工科

卓越工程师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与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在2010年、2017年启动两轮“卓越计划”改革，旨在通过工程教育系统性创新主动布局面向未来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培养。[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为未来工程教育改革指明方向。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在2025年11月正式发布《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工程师培养质量评价方面迈出体系化、制度化关键一步。《标准》以彰显中国特色、树立卓越导向、引领范式变革、提升国际影响力为基本原则，构建起涵盖学院定位与组织、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合作与开放、工学交替培养、校企师资队伍建设、工程师职业发展六大维度的认证体系，不仅为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提供了规范依据，也为工程教育整体改革注入了新动力。本文通过系统阐释《标准》所蕴含的战略意义与新要求，分析当前高校在推进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与《标准》之间的差距，并探索基于《标准》的未来改革路径，以期为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完善与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标准》颁布的战略意义与新要求

出台《标准》是我国工程教育回应国家战略需求、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深刻转型的系统性举措，具有多层次的战略意义与鲜明的导向性要求。首先，《标准》体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强化人才自主培养的根本立场，明确要求卓越工程师学院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发展，推动工程教育从适应产业发展转向引领产业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其次，《标准》打破传统以高校为中心、以学术论文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强调工学交替、校企协同，促进教育范式向产教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贯通转型，特别是提出改变“唯论文”倾向，将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研制等作为学生毕业与学位授予的重要依据，体现出工程教育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再次，《标准》致力于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从内部自查到外部评价、从过程监控到持续改进的常态化机制，推动形成常态长效的质量文化，以解决长期以来工程教育中校企协同表面化、实践环节虚拟化等突出问题。

在具体的新要求方面，《标准》在机制建设、培养过程、师资队伍、评价标准和职业发展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一，强调校企协同必须走向机制化，明确建立“四共”“四通”机制，即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以及师资互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要求校企之间形成制度化的协同治理结构与可持续的合作生态。其二，强调培养过程必须全面工程化，要求企业深度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课题设计、实践指导与毕业评价全过程，实现真问题、真实践、真成果的工学交替培养，确保人才培养紧贴工程实际。其三，强调必须实现“双师”赋能，要求建设结构合理、理论功底扎实、工程经验丰富的校企专兼职结合师资队伍，并建立双向流动机制，逐步提高具有企业全职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从源头上保障教学的工程性与前沿性。其四，强调评价标准必须坚持多元化，学位授予综合考查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成果与应用价值，并要求企业专家在答辩与学位评定中占有明确比例，凸显工程教育的人才评价特色。其五，强调职业发展必须注重贯通化，要求校企协商建立职业资格衔接制度，支持毕业生在职称评审、岗位晋升等方面获得制度性保障，实现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与持续支持。

当前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长期实践来看，尽管《标准》为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了清晰指引与规范框架，但高校在落地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深刻反映出当前工程教育改革与《标准》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

理念认知与制度设计层面。在推进新工科建设中，部分高校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定位理解不够深入，未能真正实现工程导向、产教融合的教育目标。同时，校企协同机制往往流于形式，虽然多数高校已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多停留在项目层面，缺乏如《标准》所要求的理事会制度、校企共同负责的治理结构，“四共”“四通”机制在落实中常因权责不清、利益分配难而难以深化，资源共享、师资互通等尚面临制度性障碍。

资源配置与平台建设层面。基于对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分析，产教融合的浅层化与形式化问题已成为制约协同育人效能的核心瓶颈。[2]诸如，当前实践平台建设仍显不足，许多高校的工程实践环境仍以模拟实验为主，缺乏类企业级别仿真环境和真实工程场景，同时，《标准》所倡导共建的工程师技术中心、产教融合基地普遍因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平台运行维护成本大而推进缓慢。此外，师资结构失衡问题突出，高校教师普遍缺乏长期企业实践经验，企业导师参与教学和指导的机制不够健全，校企师资双向流动面临人事管理、考核评价、薪酬待遇等方面的制度壁垒，难以形成稳定、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培养过程与质量保障层面。高校的培养方案与企业需求脱节现象仍较普遍，课程体系偏重理论传承，前沿性、交叉性、挑战度不足，“唯论文”倾向仍广泛存在，工学交替往往简化为学期实习，未能实现全过程深度融合与系统化设计。此外，质量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内部质量监控多以教学督导、学生评教为主，缺乏对企业实践环节的有效评价机制，外部评价中企业参与度低，第三方评价机制尚未成熟，难以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开放合作与持续发展层面。当前，高校国际合作的层次有待提升，多数国际合作仍停留在师生交流、联合授课等浅层阶段，缺乏深度科研合作与标准共建，离建成卓越工程师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的目标尚有较大距离。此外，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普遍缺失，高校对毕业生职业发展关注不足，与企业协同接续支持毕业生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不利于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

基于《标准》的未来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路径

面向未来，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需以《标准》为纲领，进行系统性、深层次的改革设计，涵盖治理体系、培养过程、评价机制与国际合作等维度，以实现工程教育质量的整体跃升。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治理体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推动建立健全校企协同治理机制，推动成立由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的理事会，制定权责清晰的章程，实现资源统筹与战略共商，探索校企双院长制、校企联合委员会等创新组织模式。同时，完善政策配套与激励措施，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在经费投入、师资评聘、学位授权和企业税收优惠等方面形成合力，激发校企双方尤其是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

深化产教融合，重构培养过程。政府部门应推动共建高水平实践平台，鼓励企业以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等多种形式投入，建设一批国家级、区域级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探索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成果共有的运行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的真实性与先进性。同时，高校与企业应协同实施双向流动计划，[3]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校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企业专家赴高校兼职授课，并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中充分体现工程实践贡献。在此基础上，高校应全面推行项目贯穿式培养模式，以企业真实问题为载体，设计“课程—实践—研究—创新”一体化培养路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实现产学研用紧密有效结合。此外，应建立常态化的毕业生发展跟踪调查机制，校企共同跟踪毕业生职业成长，系统收集反馈信息用于优化培养方案，形成“培养—就业—发展”良性循环，增强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健全评价体系，强化质量保障。高校群体应构建多元化学位评价标准，明确工程实践成果的认定范围与评价规范，提高企业在学位评审中的话语权与参与度，推行成果代表作制度，鼓励专利、标准、工程设计等多样化成果作为毕业依据。同时，要倡导建立内外协同、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结合内部自查、企业评价、第三方评估、毕业生反馈等多源数据，形成质量“监测—反馈—改进”闭环，定期发布培养质量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培养透明度与公信力。

拓展合作网络，提升国际影响。高校群体应着力打造国际工程教育合作网络，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工程组织、科技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学院，开展学分互认、学位联授等深度合作，提升培养体系的开放性与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工作，推广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与认证标准，增强我国在国际工程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工程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标准不仅提供了卓越工程师质量评价的研判依据，更擘画出未来工程教育系统性改革的路径蓝图，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奠定制度性基础。未来各相关主体应坚持以《标准》为行动引领，聚焦治理体系创新、产教深度融合、评价机制改革、国际合作拓展等关键环节，切实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从“形似”走向“神至”，为赋能中国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郭哲，逄丹丹，徐杨巧，等.我国卓越工程师资质认证制度建构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J].中国高等教育，2024（22）.

[2]刘立，胡德鑫，孙雨晗.我国新工科建设的成效、挑战与未来进路——基于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03）.

[3]任令涛，袁东恒，李良立.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规训与超越[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5（03）.

[本文系天津大学人才培养供需适配机制改革专项课题“新工科视域下工科大学生就业的适配性挑战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TJGXSP202500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