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万里沙，中华文明聚一家——从黄河文化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诗句不仅描绘了黄河的壮阔，更隐喻了中华文明如黄河水般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巴颜喀拉山脉奔流而下的黄河水，哺育出一个绵延五千年的伟大文明，也成为连接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从上游的青海玉树到下游的山东东营，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到黄河下游平原农区的麦田，这条母亲河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用波浪书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

黄河之水：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乳”与摇篮

黄河慷慨地将自己的“乳汁”输送给沿岸的土地和人民，孕育了这片土地最初的农业文明，发展了最早的国家形态，也塑造了中华文明最本质的精神品格。

黄河母亲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配方”。8000年前，当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还在为食物而奔波时，黄河流域的先民已在这片沃土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早期农业。黄河冲积形成的黄土，疏松肥沃，易于耕作；河水定期泛滥，既带来了水源，也带来了上游富含矿物质的泥沙，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中国的农耕文明正是在黄河孕育的沃土上发展起来的。从种子到文明，粟（籽实碾去皮以后就是小米）这种不起眼的黄色小颗粒，成为黄河母亲赠予人类的第一份厚礼。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7500年的炭化粟粒，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粟作农业证据之一。而黍（籽实碾出的米是黄米）也在同一时期被驯化，两者共同构成了黄河流域早期农业的基石。农业革命带来了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催生了社会分工、财富积累和文化创造，最终培育出了一个伟大的文明。

黄河流域见证了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8000余年的骨笛，这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能演奏出相当复杂的旋律。想象一下：在距今非常久远的8000年前的夜晚，黄河岸边的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出悠扬的乐曲，那该是怎样一幅震撼的画面！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终于在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早期国家形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世界揭开了“最早的中国”的神秘面纱。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还有最早的官营作坊。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标志着中华文明从部落联盟走向早期国家。

治水传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文化基因。黄河在赐予先民恩惠的同时，也常常带来灾难。黄河的泛滥无常经常会冲毁先民的家园，吞噬掉许多无辜的生命。然而，先民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应对和治理。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注脚。“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采用疏导而非堵塞的方法，历经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洪水。这个故事传递的不仅是治水的智慧，更是一种天下为公、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代代相传。

黄河流域奠定的农业基础、形成的国家形态和塑造的精神品格，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代码”。黄河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用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童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黄河之脉：多元文化融合的“交响曲”

黄河不仅孕育了文明，更促进了文化融合。她用宽广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支流，用不停的流动促进着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最终将这些多元的文化元素融汇成一曲和谐而丰富的“中华文明大合唱”。

从考古发现看，黄河流域在史前时期并非单一文化区，而是多个文化区并立和互动的大舞台。黄河上游有马家窑文化，中游有仰韶文化，下游有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以彩陶为例，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线条流畅如水波；中游的仰韶文化彩陶则常见鱼纹、人面纹，更具象生动；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则风格简洁，多用几何图案。这些不同的艺术风格，既是黄河流域多元文化的生动体现，也促进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互动、不断发展。

黄河流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在考古成果中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在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存，但其中却包含了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陶器。同样，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也出土了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陶器。这些跨越数百公里的“文化旅行者”，见证了早期先民之间的交流往来。更令人惊叹的是，在青海海东的喇家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面条遗存。这些用粟和小麦做成的面条，被保存在因地震而被瞬间掩埋的陶碗中，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实物证据。这一碗面条，连接起了黄河上游与中下游的饮食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流域也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走廊”。黄河干流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地带，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天然通道。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段，就是沿黄河支流渭河谷地展开的。来自西域各国的胡商、使者，沿着这条通道进入长安，带来了葡萄、胡桃、苜蓿等异域物产，也带来了箜篌、筚篥、胡笳等乐器，让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此外，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还曾是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活动的空间，也是唐蕃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成公主入藏，就是经过这条古道，将中原的文化、技术带入雪域高原。黄河就像一条纽带，将中原与边疆紧紧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城市节点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枢纽”。黄河流域的城市，特别是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安阳等五大古都城市，已经成为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历史见证。以古都洛阳为例，东汉时期，这里就居住着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节；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有力促进了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洛阳更是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不仅有各民族居民在这里共同生活，还吸引了大量波斯、大食等地的外国人定居。一座城市，就是一部微缩的民族交融史。

黄河文化在艺术形式上也体现着强大的包容性，黄河流域的不少艺术品呈现出“交融共生”的样貌。流行于山西、河北等地的晋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晋剧的唱腔兼有北边梆子戏高亢激昂和南边蒲剧细腻婉转的特点，同时借鉴了中原戏曲的表演程式，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剧目上，既演绎《打金枝》这样的宫廷故事，也改编《走西口》这类反映民族迁徙交融的民间题材，艺术地记录了沿黄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人口流动。黄河流域的剪纸、刺绣、面塑等民间工艺，其纹样与题材也通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晋陕地区剪纸中常见的“盘长”“卷草”纹样，与游牧民族喜爱的绳结、连续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河南、山东等地孩童穿戴的虎头鞋、五毒肚兜，其祈福纳祥的主题与造型手法，也在民族地区广泛流传并衍生出本地特色。黄河文化艺术形式的交融共生，正源于历史上持久而深入的生产生活交流。这种交融不仅跨越地域，更连通了各民族的生活与审美，最终凝结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基因。

黄河以她博大的胸怀，为各民族文化提供了相遇的平台，并积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演奏出一曲和谐的“中华民族交响乐”。

黄河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

黄河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精神上的纽带。她孕育的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观，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黏合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强化剂”。

黄河为中国人塑造了共同的母亲河记忆。“黄河母亲”是刻入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文化意象。从李白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到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这条大河早已超越了自然存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39年，当《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时，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瞬间点燃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发出的怒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烈表达。

黄河治理是中华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史诗。黄河的治理从来都是全流域、全民族的共同事业。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东汉王景治河，再到明清的“束水攻沙”，直至当代的三门峡、小浪底等重大水利工程，治理黄河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史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靳辅、陈潢治理黄河的故事。他们采用科学方法，系统整治黄河、淮河、运河，历时十余年，使黄河安流数十年。这项巨大工程需要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需要上下游的协调配合，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黄河文化不断增进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传统节庆往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景，而黄河文化为这些节庆提供了丰富的滋养。黄河沿岸各族民众唱起“花儿”，共同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一场“花儿会”，就是一场小型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聚会，让各族群众一起欣赏、一起欢呼。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越来越多的人在自觉传播黄河文化的过程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纪录片《黄河之歌》全景式展现了整个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现代变迁；《国家宝藏》节目中，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黄河”话题下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黄河四季美景，有音乐人创作的黄河主题歌曲，有作家书写的黄河岸边的人生故事……黄河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是连接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

黄河之魂在“合”。她合众流而成巨川，合多元而成一体，合众力而克艰难。这条母亲河用自己的整个存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道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自然、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黄河文化的音符，在母亲河的怀抱中，终将汇成一首中华赞歌。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黄河文化国家话语与地方表征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42571302）的研究成果。作者系河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单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