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书：书写教育背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清水江文书指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陆续发现的大量民间文书，涵盖契约、账簿、家书、蒙学抄本与习字残卷等众多类型。2010年，清水江文书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学术与文化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泛黄的手写墨迹主要分布于锦屏县、黎平县、天柱县、剑河县等地，多用汉字书写，且生动保留了“汉字记苗侗音”的独特现象。作为明清至民国时期苗侗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切片，这些文书不仅记录了山林交易与宗族传承，也直观展现了西南边疆民众在日常场景中开展“学以致用”的书写实践、书写教育的历程，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历史画卷。（本文所讨论的“书写教育”，并非特指传统蒙学中的识字描红和技法训练，而是泛指以汉字书写为载体的技能习得与文化实践，涵盖契约缮写、族谱誊抄、账簿记录及代笔人机制下的“边学边用”等日常书写活动。）

文化教育的兴盛为书写教育奠定基础

清代是西南边疆融入国家文化教育体系的关键阶段。清廷通过推行科举、兴办学校、推广汉字书写等举措，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书写教育普及创造了制度条件。在此过程中，苗族、侗族知识分子习得汉字后，将儒家伦理融入书写实践和祠堂供奉，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共享。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贵州巡抚赵廷臣上疏建言：“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康熙朝延续并强化该政策，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该政策初步建立起各民族共享的文化教育准入机制。雍正年间，清廷在西南地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于黎平、镇远、天柱、锦屏等清水江核心区域大规模设立义学，专收苗族、侗族子弟，实行免学费、供纸笔的文化教育扶持政策。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贵州巡抚张广泗与总督鄂尔泰、学政晏斯盛合奏《设立苗疆义学疏》，将设立义学明确定位为“振励苗疆之要务”。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清廷进一步议准，“凡贵州归化未久之苗，有能读书赴考者，准其与新童报名应试，照加额取进”，以期“开其知识，使渐晓礼法”。此后，在黎平、都匀等地区推行义学专项名额制度，以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习字。这种制度化的教育倾斜政策，使当地群众逐步融入国家文化教育体系，为书写教育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普及奠定了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清水江流域因木材贸易而积累的地方宗族财富，为官学、书院、义学、社学与宗族私塾的并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苗族、侗族宗族主动兴办蒙学，吸纳子弟与邻寨各族孩童入学，将书写识字、熟读家训、抄写礼法视为子弟立身之本。“改土归流”之后，清水江流域逐渐形成以国家文化教育推广和儒家文化传播为背景、官办学堂与宗族祠学相互补充的格局。土司、官府与宗族组织在这一体系中各司其职，共同推动汉字书写深入清水江流域的基层乡土社会，有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融。

木材贸易促使书写实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政策为书写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真正促进书写教育融入当地普通百姓生活的主要动力，是清水江流域围绕木材采办形成的产权交易需求。清水江作为清代“皇木”采办要地，围绕林木种植、管护、砍伐、水运、买卖形成了密集的产权流动网络。“恐后无凭，立此为据”成为大量文书的通用结语，识字写字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提升，更是参与经济活动、保障权益的实际需要。

锦屏县档案馆所藏的一份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黎平府开泰县颁发的“管业执照”，即为生动案例。当地居民范国瑞、范国璠兄弟因家中贮藏契约的房屋遭火灾焚毁，报请县衙勘查核实后获颁此照。该执照以行体书写，长逾两米，登记山林27宗、田亩23宗，各项产权信息条目分明，书写工整规范。此照颁发后，范氏家族得以据此继续管业。规范的书写既是民间财产保障之需，也是国家律法以文字形式深入边疆基层的载体。

书写能力在乡土社会的分布并不均匀，由此催生了“代笔人”这一角色。契约末尾频现“代笔某某”署名，代笔者多为当地识字之人，需通晓交易意图、契约格式与法律要件。交易双方、代笔人等围坐商订条款时，文字的权威性与契约的规范性被反复展示。代笔人由此成为国家成文法与民间习惯法的中介，将乡土社会编织进以文字为载体的治理网络。

书写实践的常态化还深入到家族内部。锦屏加池寨姜绍烈家族文书群提供了宗族层面书写教育代际传承的系统证据。《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收录该家族文书约1200份，上起乾隆中期，下迄20世纪50年代，跨越7代近200年，内容以林业经营为主。姜氏家族能持续生产、保存文书，前提是每一代都有具备书写能力的成员。学者杨有赓1964年在文斗村调查时，也曾发现一户人家藏有契约300余份，分关、族谱、账簿与山林契约并存。族谱中的家训通过书写刻入家族记忆，分关文书对田产“四至”与利益分配进行精确罗列，账簿文书训练与数字书写——这类日常书写在反复摹写、誊抄中完成了对当地群众书写规范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内化。

总的来说，清代黔东南的书写活动是一套嵌入日常生活的实践体系：发端于木商经济对契约书写的实际需求，借由“边学边用”与代笔人机制扩散至村寨，在族谱、分关、账簿的反复缮写中完成对当地人行为的常态养成，最终通过汉字与契约格式将西南边疆融入各民族共享的国家文化体系。这条路径使汉字书写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基层文化认同的微观载体。

在书写实践中完成价值传递与国家认同

通过清水江文书，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书写实践中，客观形成了一个从“识汉字”到“懂伦常”再到“守国法”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苗族、侗族子弟在习字描红中接纳了汉字的符号系统，在抄写家训契约中内化了儒家的行为准则，并在落款画押时强化了对国家统一秩序的认同。书写教育与实践使得宏大的国家意志最终沉淀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清水江文书显示，书写活动不止于实用技能的传授，还承载着深层的文化价值传递功能。在当时的民间手抄文本中，儒家经典内容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强调“忠孝仁义”的伦理教导。在宗族内部，书写训练常依托家训族规的具体文本展开。清水江地区各宗族普遍重视族谱编修与家训传抄，长辈常令子弟誊抄其中关于孝悌忠信的条文，塾师授字时亦将族规、乡约融入习字内容。学童在反复描摹中熟悉传统伦理的基本规范，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内化于心。书写训练实际上兼具识字与文化传承、道德熏陶的多重功能。

这种对文字的敬畏，进一步延伸至契约缮写之中。清水江文书中，“代笔人”在重要款项处进行检校、当事人按照顺序画押、中人署名等程序，构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书写仪式。乡民在重复这些规范动作时，逐渐将白纸黑字视为超越个人意志的权威凭信，文字由此成为确立乡土秩序与保障民间信用的重要载体。

细读清水江契约文本可见，大量文书在正文末尾均附有固定结语，如“不得异论”“不得混争”“立此清白字”“恐后无凭，立此断约”“如若再犯，任凭送官禀究”。此类表述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跨越数十年、涉及不同村寨的通行书写惯例。乡民在使用这些语词时，并非仅仅在记录交易事实，而是有意识地借用国家律法的语汇来增强文书的约束力。书写能力的逐步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民能够自行使用这类法律语汇。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运用”的转变，意味着国家律法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通过书写实践进入了乡民日常交往的规则体系。

清代黔东南书写活动的推广，构建起一种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网络。汉族塾师与外来木商带来中原书写范式，本土识字精英在接受汉字教育后，转化为兴办族学、义学的乡绅力量，有力推动了书写技艺在基层的普及。锦屏县平鳌村等地的契约文献表明，苗侗寨首与宗族头人在同外来木商订立契约时，已能娴熟运用帝王年号与干支纪年；“恐口无凭，立此为据”等套语的频繁出现，以及家中对“天地君亲师”牌位的供奉，既反映了西南边疆已深深建立起国家认同，也折射出儒家文化对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深度浸润。这种各民族共同开展的书写实践说明各民族在汉字书写体系中共享共构语言基础与社会秩序。

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书写实践，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文化样本。当年，苗族、侗族民众学习汉字，是源于木材贸易、契约立据的现实生活需求。这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交融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的一个缩影，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与文化交融中自然形成的。

回望这段历史，清水江文书所承载的不仅是先民的生存智慧，更是一份跨越族群的家国记忆与家国情怀。今天，当这些泛黄的契约走出深闺，走进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园，它们便化作了最鲜活的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此类发生在基层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融故事，可以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触摸乡史、品读墨迹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包容并蓄，在文化共享中感受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本文系贵州省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金课”专项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6ZLJYJP000002）的研究成果。作者系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单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