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改革是真正意义的教育变革上

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课程、教学、管理、人事制度等各项改革任务当中，评价改革是“卡脖子”难题。先进的理念、科学的制度、规范的管理，都不能脱离和超越评价“指挥棒”的制约。2020年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首次系统提出教育评价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案，力图破解教育改革的“卡脖子”难题。可以说，教育评价改革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变革，变革是否成功考验着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智慧、勇气和魄力，需要我们站稳立场，拿出实招。

评价改革根本在价值观转变

教育评价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直接影响教育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和评价能力。

然而，一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不是单一的，宏观的教育价值观是比较明确的，但是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却有着不同的教育主张。中央政府要求教育符合国家对国民素质和人才质量的需求，地方政府则关注通过教育显现政绩，争取社会资源，而学校则看重教育资源的分配、生源的优劣。

教育价值观既反映了对教育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也反映了教育的利益诉求。从国家利益出发，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公民；从家长的利益出发，考试分数却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兑现教育利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撑；从家庭利益的角度看，普通教育却能带来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改变。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东西方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价值观的割裂和对抗之中。20世纪20年代，受到欧洲自然主义影响，美国兴起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主张，认为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鼓励尊重儿童本性，让儿童在行动中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知识。然而，20世纪30年代兴起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强调教育要促进社会进步，就要让学生掌握人类文化遗产，提倡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要求学生刻苦学习并强迫自己专心致志，对学生最大的要求就是服从。两种价值观导致截然不同的教育评价标准。

本世纪以来，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也发生了“素质本位”和“知识本位”的价值之争。观念上的争论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一边高呼“素质本位”的口号，一边走着“知识本位”的路子。

两个事例说明，教育发展一直处于观念的冲突之中，教育中经常面临着注重教化还是注重规训，注重品德还是注重能力，注重适应还是注重改造，注重个性培养还是注重集体意识等观念的冲突。

评价改革应该跳出单一观念的“窠臼”，关注到各种观念冲突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既要调和矛盾，又要引领进步。

如今，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建立符合当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价值观念，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超越传统的问题，传统教育观念中“学而优则仕”“重伦理轻技术”“重整体轻个体”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严重制约了教育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扭曲了教育的意义；二是正确对待西方教育观念的问题，西方教育注重实证、重视创新和批判精神等对我们教育的改革是有益的，但是西方教育表现出过于强调工具理性，重视教育的技术性和功利性等问题又需要克服，从而树立起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教育价值体系。

评价标准是把“双刃剑”

教育评价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目的的标准体系，需要把教育认识变成相对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指标。标准作为一种工具，既有甄别、判断的作用，又有诊断、引导的作用，适切的评价标准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相反则导致教育发展的异化。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里确定了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等五个大的评价主体，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四个评价维度，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制定出的教育评价框架，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围绕这个教育评价的框架，建构起科学的评价体系却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宏观到微观，从甄别到选拔，从量化到质性，从综合评价到单一评价，从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重新建构一套评价标准绝非易事。

评价的标准化是把“双刃剑”。教育评价标准的归宿是能切中教育的本质，但是教育的本质又充满了矛盾和对立。教育过程中，要强调学生的个性与自我意识，又要让学生重视集体和他人；要强化对教师的标准化考核，又要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不关注升学率无法体现教育质量，过度追求升学率又让教育过程丧失人性，等等。教育评价正是要在这种矛盾对立中把握方向，引导发展。

教育评价中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标准“单一化”，评价内容“外在化”，评价方式“一刀切”，评价过程“一俊遮百丑”，而忽视了教育实质。教育是兼具实践性、规律性和教育性的综合社会活动，不能简单用各种量化指标评价，特别是教学活动，往往关注了指标化就会偏离育人活动的丰富性。新时代，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如何切中教育的本质和实质，淡化教育现象的外部指标，关注教育的内在实质。

（作者系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

《中国教师报》2020年12月0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