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两味“猛药”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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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带有山东口音的诗吟声，在1948年的傅斯年家中传来，每一个字都镌刻着历史沧桑。这是傅斯年一生中极关键的时刻，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致函致电，邀他渡海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三日闭门不出的傅斯年，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梳理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徘徊犹豫之后，最终选择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渡海，终于1949年1月20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自从1945年宝岛台湾光复，台湾大学自然回到了祖国怀抱，但数年间校长几易其人都不见起色。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一个烂摊子。傅斯年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接受任命之后，傅斯年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为台大的发展定下基调和方向：教育、学术和建设。这三个关键词也成为台大的使命。台湾大学既要成为一个“学术机关”，也要担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同时对于台湾建设的协助也不应该放弃。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着手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努力将台湾大学建设成“第一流的大学”。

很显然，第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因为“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深受恩师蔡元培的影响，傅斯年的办学方针始终受他影响。

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战略难度很大。战火不断，政局动荡，众多大陆学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因此，傅斯年不仅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赴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如动物系主任朱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49年初回到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傅斯年曾给他至为佩服的老友——傅夫人俞大綵的亲表兄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陈寅恪最终却选择长留岭南……

没有一流教授，想要造就一流大学，近乎痴人说梦。傅斯年手中还有一张王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中研院14个院所中唯一一个整体迁台的，所长正是傅斯年本人，这正说明傅斯年的强大人格魅力。再加上陆续渡海迁台的部分学人，1949年2月底，台湾大学的教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班子，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可谓人才济济。

傅斯年还有一招：借。他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商量“借将”，于是延揽到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

作为校长，傅斯年当然明白，纳新也要去旧。对于不能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就将其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满一年后不再续聘。据统计，两年时间先后有70余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告别了台湾大学。

与此同时，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流学生。一流学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试。在民国，拒绝请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没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压力相比。当时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流亡台湾的其他学生亦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官商子弟也是有志青年求学的首要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压力。

雷厉风行的傅斯年深知，如果不在最初刹住歪风邪气，后面就难以收拾。于是，他先在办公室门口贴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的条幅，再严格把关入学考试。印刷试题时，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楼里，断绝交通，四周以警察看守，仅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所以没有人能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分数及其录取与否。同时，傅斯年公开声明，一定秉公办事，绝不会徇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

有此聘师、招生两味“猛药”，台大焕然一新。接下来，傅斯年只需要内部的管理。

然而，校务烦冗，更兼傅斯年身患高血压，秘书回忆，“这一年零十个月来，（傅斯年）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最终，傅斯年献身台大，离他上任仅700天。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乱世风云，有限余生。傅斯年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献给了台湾大学，为祖国宝岛续命文脉，可谓千秋伟业。

《中国教师报》2023年09月2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