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美学的现代教育意蕴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出台，提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切实把文件精神落到实处，需要我们广泛汲取审美营养。

审美的教育价值源远流长

审美和艺术在社会文化建构和国民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审美、文艺和美育工作。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中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指出了美育、时代生活、中华美育精神和青年之间的密切关系。

审美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在孔子时代就已经被清晰地认识到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仅如此，儒家还把审美作为社会治理的高级境界加以论述和追求。如孔子请弟子谈论自己的志向时，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非独中华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有类似的思考和追求。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反复衡量审美在城邦建构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最终审慎地把美纳入其哲学的终极价值体系。

《意见》在“基本原则”部分，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在高校美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大学生从中国古人的审美文化中吸收营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张法教授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以导读文章释说中华审美精神的来龙去脉，借注释文字疏解中华审美文化的广大精微，是中国传统美学资料体编著的新进展，对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美育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明晰时代所要接续的中国美学传统

“每一种现代人编选的古代文献资料集，都是提问者向庞大的古代资料提问而得到的回答。回答并不是资料体之原样，而只是资料体原样按提问者所设定的框架而做的一种呈现。”张法说。以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对话，以新的方式呈现中国美学的本然面目，有利于我们在美育中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华审美精神、接续中华审美传统，发掘美育资源。

明中华审美之大体。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以来，尽管中华审美在深层机制上依旧影响着中国美学研究的话语与理论建构方式，但在学科的显性层面上，西方美学的审美本质、审美感知、艺术的划分是梳理中国美学史的基本模式。按照张法的看法，中西美学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美学先区分、再综合，以本质为逻辑基础构造审美现象；中国美学先整体、再区分，以整体为背景、以审美为前景呈现审美形态。因此，这种模式对于理解中华文化而言，能见其美，而不能呈现中华审美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张法及其研究团队从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着手，把中国哲学、宗教与审美的关联，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与审美的关联，华夏天下观念与审美的关联，外来文化、中华文化的互动与审美的关联，生活形态与审美的关联等纳入美学的理论话语系统，更为切实地审明了中华审美之大体。

辨中国美学之格局。中国美学格局广大，层次分明。之前的中国美学史和美学资料聚焦于美学原理框架和文艺美学框架，彰显了中华审美特性与品格之丰赡华美，焦点之外不免漫漶模糊。《中国美学经典》从多个维度辨明中国美学的整体格局。一是古人把物理意义上的天文与地理，建构为审美的天文与地理，把形而上的道落实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宇宙。二是以朝廷、都市、生活、自然等概念构造出自然与人文相生、无远弗届、无往不复的审美生活世界。三是以园林、建筑、服饰、器物、花草、琴茶等物事搭建出人情与物理相依、悦目畅神、意澄心怡、安身养性的雅趣空间。四是以经典文章、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展现出情、言、声、义与道、象、气、物交感应和、慨然生发的生命情感境域。天道、政治、制度、生命气象、民俗风情，条理分明，气象万千。

现中国美学之形态。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中，方东美、宗白华、邓以蛰等已明确意识到中华审美精神及话语与西方美学之不同，并在研究中彰显了中国美学之特性。《中国美学经典》接续前贤传承，以美学的世界形态和演变为视野，深入思维层面，析解中国美学之理论特质。张法认为，“在真善美合一的整体中，美既被呈现出来，同时又处在与真善的关联之中。这样，美既从各艺术中凸显出来，又流动在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之中”。如此，就整体形态而言，中国美学属于关联型美学。中华审美精神与天道、人事、自然、艺术的关联形成的建构性美学空间，与西方美学的解放性叙事、批判性指向、超越论方式所构成的美学空间，在价值取向与人文诉求方面存在着基础性差异，并进而影响到情感表达、言词创制、声音构造、色彩塑形、身体认知等方面，在审美现象层面呈现出中国美学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整体追求。

识中华审美之流变。中华审美呈现出从简到繁，从疏枝到茂叶，从朝廷到市井乡野，从贵族士人到民众庶人，雅俗互变、文明以成的流变演化图景。以审美主体论，中华审美经历了巫术美学、原始的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美学、西周的礼乐美学、诸子人格美学、朝廷美学、士人美学、市井美学等流变阶段。以文化建构论，经历了审美理论话语内部百家争鸣阶段，融合佛教、融合西域诸教与文化、接触西方诸教与文化等阶段，历代皆有新文化、新文明的冲击与融合。以文艺形式论，从诗乐舞三位一体到各自独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由诗余到词、曲，诗有代迁；由钟鼓琴瑟到喇叭唢呐，乐器代有更替；由祭祀之舞到宫廷之舞，再到民间曲艺之舞，舞蹈代有变化。

展现中华美育的价值追求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左传》中的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美育的价值取向。《中国美学经典》呈现了中国美学之本然面目，也展示了中国美学何以达成此面目的路径。这一维度，对美育实践有着更为直接的启示。

其一，节过度、“伤性命”之感性。中国美学对于感性的态度从历史实践中来，《国语》有言，“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同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乐记》则以理论形态表述为节制感性，“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感性交接外物，感于物而动，若放逸感性驰心于外，人化为物，则伤性命而害正道。所以，无论儒道墨法，各家均以节制感性为基本的审美态度。这一美育特征，恰恰可以对治现代人的浮躁、颓废等“现代病”，起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作用。

其二，习审美创作之技艺。庄子之庖丁解牛、孔子之俯仰进退、张芝之临池学书等，均显示技艺是美的入口。中国美学中，技艺总是关乎身与心、技与道两个方面，不可以理解为单纯的技巧或技术。如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中说，“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宜”。中华文艺各个具体形式中，心与手由此成为两个有代表性意义的技艺发展与锤炼的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艺术理论文字中，这两个方面各自发展出了精湛而复杂的技术体系，二者之间也形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手之技艺的纯熟能否打开审美的大门，进入艺术的殿堂，须看心之气韵是否合于虚体之大道。艺术的形神辩证，在技艺层面的支撑便是心与手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三，通生命之情理。美育、艺术教育绝不能仅仅是一种毫无灵魂感悟的技能教育，而应是一种生命的情感启迪。中华审美特重情感，《性自命出》直言，“礼作于情”。李渔论文艺创作时说，“《五经》《四书》《左》《国》《史》《汉》，以及唐宋诸大家，何一不说人情？何一不关物理？”情之真伪、简繁、深浅、静动，关乎艺术作品之存亡妍媸。是否发乎情、发乎真情，是评价艺术之为艺术的标准，也是衡定品评人格之美的标准。以这个传统立论，艺术教育、美育之得失成败，在于健康情感之启迪与养成实现与否。

（作者系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龙子湖校区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0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