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礼 强军征途上的追梦者

旗帜飞扬，军歌嘹亮。人民军队里，不论是作战部队还是科研教育人员，都忠于职责，勇担重任，为实现强军梦贡献力量。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本报推出八一特刊，选取5名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岗位上履行使命的优秀代表，回味他们的戎装岁月，致敬他们的军旅人生。敬请关注。——编者

邹逢兴：军人梦，教师梦

“我虽然已退休，但对母校的情怀和关注丝毫不会减少，只要学校有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我依然会义不容辞，当仁不让。”

不久前，当国防科技大学特意派人探望邹逢兴时，这位在国防科技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一辈子的老教授动情地说。

军队赋予他荣誉感，讲台赋予他使命感，在国防科大，他实现了军人和教师的双重理想。

他曾是哈军工（国防科大前身）南迁长沙最年轻的教师，是学校老中青三位教师标兵之一，培养了上万名高素质人才，先后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获得者和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2012年，他被评为新时期教书育人先进楷模。

小时候，老师们既精心指导他学习，又不时在经济上资助。邹逢兴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向往杏坛的种子。

1969年毕业时，有的同学选择了部队机关，有的选择了科研部门，而邹逢兴毅然选择了当教师。

从教近半个世纪，邹逢兴先后讲授过15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每门课每次评价，全部为A类课。“简直是在玩艺术。”学生们评价说。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这“艺术”，邹逢兴付出了多少心血。为了教好“数学电子技术”这门课，邹逢兴阅读了40多本相关教科书。在他的书房内，一个2米多高的书架上摆满了已被翻出毛边的计算机硬件知识的书。当时已年届50岁的他还自学软件知识，亲手制作课件和动画，把复杂抽象的计算机工作原理以动画的形式演示给学生。

开设“微机接口技术”课时，因教材跟不上微机技术的发展潮流，邹逢兴决定自编教材。为此，邹逢兴向专家请教，到图书馆查资料。为了研究样机结构，单位刚刚进口的教学样机被他反复拆装。1993年，《微型计算机接口原理与技术》成功出版。这本第一个系统规范全国、全军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教材，先后被国内多所重点高校采用。

全校的计算机基础课曾经只有他一个人上，一天6节。他从没耽误过一节课。腰椎间盘凸出，他带着护腰上讲台；开会出差，他凌晨三四点也要赶回，为的是第二天的课。“三尺讲台就是我的人生耕地。”他对老伴说。

邹逢兴作为军队最高科技学府的教授，有机会也有实力加入被常人认为更“实惠”的重大、尖端科研项目，但他选择了坚守默默无闻的三尺讲台。

每当听到学生挑起重担，成了将领，或者被授予了荣誉称号，他比自己获得荣誉还高兴。他常说“学生就像璞玉，需要倾注心血，精雕细刻，方成大器”。立德树人，是他致远的追求。

本报记者 黄鹏举

方永刚:模范教员

他是方永刚，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

忠诚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西一个有7个孩子的农家，贫穷，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方家认定的家族生日——从此，家庭成分的包袱没有了，“包产到户”后的全家第一次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后来，全家族40口人中有30多人陆续迁至大连，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十年九旱的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电话村、自来水村，走出了一批批与方永刚一样的大学生和到韩国、日本打工的青年人……

他明白，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党的好理论、好政策带来的。农民之子方永刚朴素的感恩之情，涌泉般汇入学者方永刚的理性思考，汇成了对党的信赖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信仰。

一生的职业选择，从此开启。

“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科学，不仅在于它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更在于它的内容始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的。”方永刚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部大文章，几代共产党人都在这部巨作中写出了自己的段落，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认为，科学理论是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提炼、总结出来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群众所掌握，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为此，十多年间，他年均完成教学任务200%，为官兵和干部群众作报告1000多场，撰写论文100多篇。

他课讲得好。

他去漠河边防连，讲完了函授辅导的内容，战士们捧出自己酿的酒，端上大棚里种的蔬菜，要把这位远道而来的教授多留几天，他们还想听国际形势，听内外政策。

他去海岛，给干部、战士的课讲完了，家属们抱着孩子来也要听，于是他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半。

他在大连一些单位讲课时，会场座位不够，人们就从家里带凳子来坐在过道上听。

如果说理论工作者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方永刚甘愿做那桥上的一块砖石。

后来，他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工作，依然以百倍的热情，在讲台上发光发热。

他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没有期限。如果有一天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我的岗位上，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2008年3月25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张华：时代的镜子

他的死，曾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和争议。

那是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市康复路一个老旧厕所后边，69岁的掏粪老汉魏志德在3米多深的化粪池里工作时，被有毒沼气熏倒，跌入粪池。

张华正好路过此处。那时，他已迈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校门三年时间，是空军医学系的一名学员。

张华听见呼救声后，没有犹豫，扔下随身携带的物品，跳入3米多深的粪池救人，却不幸被粪池中沼气熏倒，中毒窒息，光荣牺牲，年仅24岁。

一个月后，张华的事迹开始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场围绕着张华的争论也在全国大学生中展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年轻大学生救年迈老农而牺牲，值不值？并认为，就社会价值而言，一个大学生一般来说能比一个老农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句话，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比老农社会价值高，一命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以张华救老农是“金子”换“石头”。

这样的观点迅速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和争议。赞同的，反对的，两派观点一时交锋激烈。

现在回头看，这样的争论具有浓厚的时代背景，对当今的人来说，“金子”换“石头”的说法也实在过于匪夷所思。当年张华的同学就此观点提出的反驳，或许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社会怎能如此势利？”

如今，张华已经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象征。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入校的新生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第四军医大学主楼大厅东侧是校史陈列馆，进门最显著的位置上是一个有玻璃罩的展柜，有张华生前穿过的军服、鞋帽，使用过的听诊器，还有张华的入党申请书和日记原件等。张华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华班”，一个表彰先进的奖杯叫“张华杯”，在全校各学员队间流动。学校还特意在每一届“张华班”的宿舍里，都安排一个专门的“张华铺位”，成为激励学员们奋发学习的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高毅哲

马伟明：制胜深蓝

在军迷圈里，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是个“网红”。他每次露面，不是有重磅消息公布，就是会从侧面爆出不少猛料，引得外媒猜测纷纷。

在“深蓝”领域，马伟明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专家。他在舰船动力和电气工程方面几十年的艰苦攻关，使我国海军舰艇拥有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在电磁弹射、全电力推进系统等先进军事技术上写下了中国人的名字，让我国在这些领域完成了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在恩师张盖凡的指导下，马伟明用仅有的3.5万元，制造出两台小型十二相发电机，在洗漱间改造的简陋实验室里开展研究。6年里，实验记录堆满了大半间屋子，在对数十万组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马伟明和同事们成功研制出带稳定绕组的多相整流发电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固有振荡”这道世界性难题。

电磁弹射技术是航母的一项核心技术，美国在这项技术的研制上总共花了21年、耗资32亿美元。马伟明团队利用在电气工程装备研制方面长期的技术积累，成功研制出了小型样机，拿下关键技术。在攻克了基础理论的难关后，几年间，团队在电磁发射技术上取得集群式突破，全面推动了我国武器发展从化学能到电磁能的发射革命。

在该技术的科技成果鉴定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抚摸着样机泣不成声。曾经，我国海军从来都是“跟跑者”。1980年，在参观美国的航母时，“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留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64岁的刘华清踮着脚、伸长了脖子听美方人员介绍，满脸羡慕。

三十多年后，中国迎来了自己的航母时代。从近海到深蓝背后，马伟明等一批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追赶的正是那踮起脚跟的差距。

30年，从5个人的研究小组，到今天百人的研究团队，马伟明和同事们日复一日，瞄准的大多是国人尚未涉及的技术“无人区”。而面对成绩和荣誉，马伟明向来都是绕着走。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马伟明俯下身子给学生们“打工”，为年轻人出想法、经费、课题，让他们在重大课题中施展才华，而近10年来，他却从未在自己领衔的科研成果报奖时署名。团队培养出的400多名学生，不少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用马伟明自己的话说，他心甘情愿“做一匹驾辕拉套的马”，为了国家利益和国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报记者 王家源

高明：北大学者的军营底色

2019年7月23日，高明结束了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访学。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的他，在12年前，还是一身橄榄绿。

2007年的某一天，第二炮兵部队（现为火箭军）某旅测试大厅，气氛凝重。上级组织的某新型导弹专业考核正在紧张进行。

“二号报告，发射准备完毕！”“点火！”“点火!”随着一串铿锵有力的口令，身着白色大褂的二号操作手高明稳健地按动了红色发射按钮——从北大学子到某新型导弹的操作号手，高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次跨越。

2003年，高明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班长、团支书，也是同年级第一批入党的学生。2005年年底，他休学入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第一位在校服役的大学生。

在部队，高明成为所在旅唯一的义务兵班长，基地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导弹检测控制台操作号手的新兵，并当选第二炮兵党代会代表……但是提到自己，高明说：“我就是一名战士！”

两年军旅生活结束后，高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在北京大学读完经济学博士，又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与本德海姆金融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2016年，高明回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的高明，教学和研究是重心。“培养学生和带兵一样，需要付出非常的心力。”高明说，北大的学生带给了老师强大的动力。而现代金融和经济研究，面临全球竞争。做世界顶级的研究，是包括高明在内的众多青年学者的目标。

从军营到高校，从战士到学者，当年的军旅生活，给高明留下了什么？高明说，不管是北大还是部队，都是自己人生的底色。在部队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是：国防回归到部队日常，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高校也是如此。将宏大的目标化归到平素的工作，将琐碎联系到理想，可以更加坚定和从容。“部队还有一点影响了我：不惧。”高明说，“部队常说的是，立足现有条件，以争必胜。所以我现在就是立足于现有条件，做最大的努力和付出，怀必胜的信念，坦然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青年学者，高明也如初入军营的新兵一样，会遇到挑战，但是他培养优秀学生、做世界顶级研究的目标，从来没有动摇。“研究作为一种创新，是高风险的。要想做出学术成果，必须心无旁骛、惟精惟一。”高明说。

本报记者 张春铭

《中国教育报》2019年08月0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