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老房子出售给了别人,我搬家时从阁楼翻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有一叠用塑料丝捆着的信件。最上面的那封信,信封磨出了毛边,邮票是早已停用的八分面值,邮戳日期清晰印着“1999.11.26”——那是我刚到聋哑学校任教的第三个月,父亲从村里寄来的信。
1999年夏,师范毕业的分配通知递到手上时,我愣了半天:不是预想中的乡镇小学,而是五十里外的县城聋哑学校。我学了三年普通师范,会教拼音、算术、音乐、体育,但手语却从来没有接触过。报到那天,老校长领着我进课堂,十几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亮得像山间的晨曦,却没有一点儿声音。我攥着教案念“a、o、e”,指尖都在抖。孩子们茫然地盯着我看,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怯生生抬手比画,嘴里发出声音,但我看不懂手势,也听不懂她发出的声音,只能红着脸摇头。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交通更是不便。从学校回村,要先坐1个多小时中巴到镇上,再叫人骑自行车来带,晃悠悠耗上大半天才能到家。想家时,只能在熄灯后就着手电筒写信,笔尖总被眼泪洇得发潮——写课堂上的窘迫,写自己的无助,写对着手语课本发呆的夜晚,却又总在末尾划掉“想回家”,怕在村里做小队长的父亲操心。
父亲的回信总是来得很慢,却从未缺席。他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像种在田里的玉米秆,扎实有力。第一封信里写:“小兵,别慌。爹当队长管村里事,一开始也不懂分地、记工分,都是跟着老支书蹲在田埂上听,夜里在油灯下画草图,慢慢就会了。学手语也像学认庄稼,摸透了习性,就懂了。”信末还补了句:“你娘腌了萝卜干,等几天叫人捎给你,吃粥的时候当咸菜。”我抱着那封信念了好几遍,把“慢慢就会了”五个字抄在笔记本扉页上。从那天起,我的课余时间全用在学手语上:到学校图书室借了一本厚厚的手语词典,随身带着随时查。吃饭时对着镜子掰手指练“吃饭”“谢谢”,睡前把课本摊在枕头上,记“星星”“地球”的手势,指尖磨出了薄茧,有时梦里都在比画。遇到卡壳的地方,就写信问父亲——问他“耐心”该怎么用朴素的话解释,他回信说:“就像种麦子,下种到收割要等半年,急不得,得天天去田埂上看,缺水了浇,生虫了治。”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已从青涩的新教师,变成了学校里的老骨干,带过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南京特殊教育学院,有的进了工厂,很多孩子早已成家。每次回老家,和父亲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聊天,谈起1999年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我总忍不住红眼眶:“爸,那时候要是没你那些信,我说不定就打退堂鼓了,准备去其他学校了。”
父亲总是挠挠头,笑得憨厚:“记不清写啥了,就知道你那时候难,怕你一个人在外撑不住。”可我记得清清楚楚,每封信里的“别慌”“慢慢学”,每句“家里一切都好”,都是穿越了时光的底气。那些泛黄的信纸,我至今仍妥帖地收在书柜最上层,纸页上的墨迹虽淡,可藏在里面的牵挂与力量,却像陈年的酒,越久越醇厚。
正是那些来自田埂间的朴素鼓励,让我在无数个想放弃的时刻稳住了脚步,慢慢读懂了特殊教育的意义——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浇灌,而是像父亲种庄稼那样,以耐心为土,以爱心为肥,陪着孩子们一点点发芽、生长。如今再想起那个秋天,满心都是感激:还好有父亲的笔墨做伴,让我把“教书育人”的初心,守成了二十余年对特殊教育的坚定与热爱。
(作者系江苏省东台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5年11月14日 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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