焐热“冷板凳”，守住文明的根脉

杜泽逊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任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杜泽逊（中）指导文学院研究生进行《永乐大典》分书重编工作。学校供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但这“不曾中断”，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一代代人接力守护的结果

　　■冷门绝学最难的从来不是做学问，而是留人。培养一个能看懂古书、能标点古书的年轻学者，比我们校勘一部大书还要艰难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谈起“盛世修文”这一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番嘱托，我记了5年，也做了5年。

　　古籍整理是一项什么事业？思之再三，我以为两个字差可概括——“续命”。医者救人，我们救书。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但这“不曾中断”，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一代代人接力守护的结果。

　　然而，续命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5年，我与团队所做的事，归根结底是在探寻一个答案：在当代中国，如何以学术的方式，让中华文明的根脉不仅不断，而且能以更系统、更现代的方式活下去。

　　我的答案是，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力。

　　在最基础处守正——

　　为文明家底“存真”

　　续命的第一步，是知道我们手里究竟有什么。

　　《永乐大典》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2万多卷、1万多册，但存世的只有400多册，不到百分之四。百分之四，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600年来历经战火、盗劫、流散，最后只剩下一些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如何呵护？首先要让人看得懂。《永乐大典》没有标点，一般读者根本读不下去。我们的第一步，便是为它“断句续命”——邀集70余所高校、200余位专家，分专业、分方向，逐一标点。初稿之后，交叉审校；再审之后，骨干专家会审；会审之后，又请100余位定稿专家逐字勘定。四轮下来，方敢说可以付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永乐大典》整理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本。

　　但这才刚刚开始。更难的，也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叫“分书重编”。《永乐大典》是按韵编排的，把一部部完整的书拆散了放进去。我们再把这些“零件”拆出来，让它们各归原书。这个过程，我们叫它“让迷路的小鸟回家”。比如，我们从中发现了《梁昭明太子事实》的片段，这部书早就散失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两段。哪怕只有两段，也是从“0到1”的发现。这就好比拿到了文明拼图上一个失落的碎片，你把它放回原处，整幅图画就更完整了一点。

　　在山东，我们编纂《齐鲁文库·典籍编》，是同样的道理。山东先贤的著述，存世者约有万种，分藏在海内外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我们的任务是逐部清点、搜访、影印。这些年，一辑一辑地出，每辑百册，至今已出至第三辑。最让我欣慰的一个发现，是清代王士禄穷毕生之力编纂的《燃脂集》——一部汇辑历代妇女著作的珍贵稿本。长期以来，学界仅知上海图书馆存有残卷29卷，而我们竟然在济南市博物馆发现了全本，200余卷，完好无损。沉埋300年，终于快要面世了。

　　很多人觉得，古籍整理就是“收旧书”。我说不是，这是“为国存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守正创新”。我理解的“守正”，绝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以最严谨的学术尺度，为我们的文明家底完成一次科学的盘点。唯有先摸清家底，才谈得上创新。

　　在最瓶颈处创新——

　　为学术范式“立法”

　　摸清家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方法。古籍整理若仅靠一人、一室、一校之力，是做不成的。

　　我算过一笔账：《十三经注疏》汇校，倘若一人为之，需要450年。人生不过百年，所以必须换打法。习近平总书记说“引领创新”，我的体会是：这不仅是学问上的创新，更是组织范式上的变革。这5年，我像一个“调度员”，把散布各地的数百人团队拧成一股绳。《永乐大典》标点，200余位专家各有专攻——文学、史学、天文、医道，各司其职。同时，一切流程规范化、标准化，方能确保质量与效率的统一。

　　有人问，你是做古籍的，怎么搞起了“集团军作战”？我说，盛世修文，盛世就得有盛世的办法。过去修书靠一两位大儒皓首穷经，今天我们有条件集合全国甚至全球的学术力量，通过科学分工、线上协作，把效率和质量都提上去。这就是新时代的“修文”方式。

　　山东大学是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这些年我们探索的“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新文科路径，与我在古籍工程中的思路一脉相承——打破学科壁垒，打破学校界限，打通古今中西。我们的实践经验后来被总结推广，形成了一刊一报告、一会一论坛的工作机制，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这说明，象牙塔里的基础研究，同样可以成为国家文化战略中高效、可控的精锐力量。

　　在最根本处育人——

　　为绝学传承“育种”

　　家底清点了，方法建起来了，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来接？

　　冷门绝学最难的从来不是做学问，而是留人。培养一个能看懂古书、能标点古书的年轻学者，比我们校勘一部大书还要艰难。倘若后继无人，我们整理出来的成果，将来依旧无人能懂——“续命”，便只续了半程。

　　2012年，我在山东大学创办了尼山学堂，并担任班主任。我们的办法很直接：不让孩子们只坐在教室里听课，而是直接拉到“战场”上去。有一句话，这些年我对学生讲了无数遍：“一个学者，没有参加过重大学术工程，就好像一个士兵没有上过战场，很难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

　　尼山学堂的学生，本科阶段便跟着我做《永乐大典》分书重编，从编号、剪贴，到校勘、考证，全部在国家级项目里真刀真枪地练。他们中过半数是理工科转专业而来，因何而来？因为他们发现，这件事很“酷”——可以在国家工程中一展身手。如今，《永乐大典》项目邀请的200余位专家里，至少有四分之一出自尼山学堂。看到这个数字，我的心里很踏实：薪火，传下去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里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两件事都要人来做，要一代接一代的人来做。我能做的，就是把前辈教给我的东西，连同40年的甘苦与热爱，一并交到年轻人手里。校经处那盏灯，365日，夜夜亮至子时。那灯下，有我的学生，有学生的学生，将来还会有更多后来者。只要那盏灯亮着，文明就活着。

　　道是根本。我们这个民族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古籍，便是来路的记录。不知来路，何谈去处？

　　古籍整理，一个人一辈子做不完，需要几代人接力。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接住前人，带起后人。用最严谨的学术守住文明的正根，用最大胆的创新打开传承的新路，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在新时代生出新的枝叶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车慧卿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5月20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