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越过荆棘 拥抱山川

吴欣在讲解岳镇海渎碑刻拓片。受访者供图

　　如今，一股新的旅游热潮席卷了年轻人。无数大学生避开人海，打卡深山古庙，寻找被风雨侵蚀的摩崖石刻。当目光向历史深处漫溯，我们该如何读懂这些藏在山水间的文化记忆？其实，有人早已在这条冷门的道路上跋涉了很久。从运河边的田野，到深山里的荒野，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欣一直奔波在山川河海间，解码中华文明“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智慧。

　　人们常常问我：“吴老师，你在研究什么？”我说：“我在做‘岳镇海渎’文献整理与研究。”

　　话音刚落，对方的眼神里常常闪过一丝茫然——岳镇海渎？这四个字怎么写？是什么意思？是失传的武功秘籍，还是某种古老方言？

　　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默默加上一句：“这是一门冷门绝学。”一提到冷门绝学，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在书斋里刨学问，在故纸堆里做文章，恰恰相反，回到历史现场尤其重要。

　　我硕博都跟随常建华先生学习社会史，在导师的教诲下，知道社会史本身就是一门需要深度“书斋阅读”与回到“历史现场”相结合的研究。2004年夏天，我参加了历史人类学者在山西临汾的田野考察，并在科大卫、刘志伟、赵世瑜等老师们那里习得田野调查的方法。

　　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田野过程中经过一个村落，村子里唢呐震天，正在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对这种“热闹”，那时候的我，带着一种学术傲气，径直走过。我心想，这都是现代人的仪式，读不出什么历史。

　　当晚的总结课上，刘老师问：谁看了那场婚礼，我们面面相觑。刘老师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他说：“历史就是一个过程，今天就是历史延续而来的，观察今天就是在研究历史。仪式是一种实践的记忆，也是社会秩序的展演，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师者的言传身教与历史现场深度思考，让我深深体悟到历史是连续的，不是被书写的断代故事，也不只是躺在图书馆文献里的文字。在那一刻，我的学术思路更加清晰了。

　　博士毕业后，带着这样的学术价值观，我回到聊城大学任教。聊城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我想知道：运河怎样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社会？

　　于是，走进田野成了我的学术日常。每到周末，我和同事、学生组成田野小队，对运河沿线多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不是旅行，它非常考验人的心理素质。你需要有敏于发现的眼睛，需要有善于沟通的嘴巴，更需要有进入私域的能力。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走访，正和一位老大爷聊得火热，当问到他们的族谱时，大爷的子女突然冲出来，警惕地看着我们，二话不说，直接把我们当作文物贩子举报到了当地派出所。

　　尽管非常委屈，但这也让我明白，有些资料在我们看来是“史料”，对于拥有这些资料的人而言，则可能是家族内部的根脉传承或是尘封已久的秘密，我们需要用更加明确的方式告知别人我们的用意，获得他人的认同。

　　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搜集了大量民间文献资料，我也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我所在的研究团队也因此建立了运河文献数据库，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运河研究方向，成为国内运河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中国历史上的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水利意义上的人工河流和政治意义上的漕运通道，它还是人们生活的交通枢纽和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场域。我写“船民”以河行运的生活方式、“岸上人”以河谋生的手段，写他们的日常生计与精神信仰，这些研究让我真正理清了这条大动脉如何把不同地方的风俗、生计、人群连在一起，生生不息地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底色，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如果说运河研究是我的学术起始点，那么岳镇海渎研究，则是我主动选择的一条更加崎岖的道路。

　　在对山东入运河泉水的田野调查中，我阅读了东镇庙几十通碑刻文字，渐渐地，我意识到若运河是人为的工程，那么岳镇海渎就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是被建构起来的更长时段的中国历史。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一个承载了上千年中国文化的山水载体。

　　什么是岳镇海渎？简单来说，岳镇海渎是一个庞大的中国古代山川河海体系。“岳”指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镇”指五镇（沂山、会稽山、吴山、医巫闾山、霍山），“海”指四海（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渎”指四渎（江、河、淮、济）。

　　在普通人眼里，这不过是几个地理名词，或者旅游景点的名字。但在历史学者的眼里，它承载了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体国经野的治国之策，既是政治观念在自然山川中的体现，也是民俗信仰的传承。

　　然而，这个领域太冷了。文献极度分散，大量资料隐藏在正史、类书、方志、实录、笔记、文集甚至是不知名的碑刻里。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梳理，甚至很多学者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但我心里有一股执念：越是冷门，越说明它有未被发掘的巨大价值；越是绝学，越需要有人去把它续上。于是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岳镇海渎文献整理与研究”，并且幸运获批。但真正做起来，我才知道什么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不再仅仅是运河边的田野，而是要走向更荒僻的深山、更偏远的古渡口。有时候，为了找一块明代祭祀某座名山的碑，要在杂草齐腰的废弃道观里转上大半天；为了核对一条关于四渎的史料，要翻阅几十种不同版本的古籍。

　　资料浩繁，我就一点点啃。单单碑刻搜集整理一项，就已经耗费了几年时间。随着时间的积累，那些零散分布于十八座山川河海的记录也逐渐被拼凑起来，岳镇海渎文化的内涵变得更加清晰。

　　“以山川定方域”，历代王朝不断地给岳镇海渎封王加号，以独特的地理语言赋予它们礼法政治的含义，以礼仪形式维护着对辽阔国土一统性的塑造。同时，这些山川在各地也是重要的文化标志，百姓们通过建庙上香，寻求生活的庇护。国家政治秩序与民间信仰，就这样在山水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就拿西岳华山来说，唐代《华山碑》写道：“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镇其域。”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天上的星辰是“文”，地上的山川是“理”，华山不仅仅是一座奇险的石头山，也是大地与星空遥相呼应的坐标。天上的星辰流转划分出四季，地上的华山稳稳镇守着西方。仰望星空，俯瞰山岳，天人一体、自然和谐的观念，就在这星辰与山峰的遥相呼应中深深扎根。

　　做冷门绝学，最难熬的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灵的孤独。有一次，我带着关于岳镇海渎的研究成果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研讨会。在分会场，别人聊的是新潮的经济史数据模型，是社会史的宏大叙事，台下座无虚席。轮到我发言时，我讲“岳镇海渎与中国大一统空间的构建”，讲着讲着，我发现台下专家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翻其他材料，有的去卫生间，那种被边缘化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回到酒店，看着厚厚的研究材料，我产生了深深的动摇。我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是不是选错了路？如果转向一个更热门的研究方向是不是更好？

　　动摇过后，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深山中那些摩崖石刻，是古渡旁历代先民面对浩渺水波时留下的治水与生活印记。我意识到，传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秩序与自然地理交融的文化密码，并重视它们。

　　于是我申请资金，带领团队把我们收集来的专书、史书、政书、类书、笔记、文集、民间文献进行分类、录入、校对。这是一项枯燥到令人发指的工程，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能错，“岳镇海渎文献数据库”逐步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以“岳镇海渎”为主题的展览馆也正在筹备。我相信一定有这么一天，人们轻点鼠标，就能了解中国人几百年前的山水观念。

　　记得2004年去洪洞时，正值暑假。几位学术前辈都带着自己的孩子。烈日当空，那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跟着我们读碑刻、看遗迹，中午就蹲在地头吃简单的农家饭。

　　我当时很纳闷：“这么辛苦，带上孩子干什么？”多年以后，当我也成为一个母亲，我找到了答案。

　　我开始带着我的儿子去运河沿岸的村庄跑田野。当我们站在一块满是青苔的古碑前，他会饶有兴趣地凑上去读起来。读完之后，他还会就碑文里记载的某次灾荒、某项税收，用他所学的知识解读一番，和我进行讨论。

　　那时，我突然明白了当年前辈们为什么要在暑假把孩子带到田野里。对于那些不从事历史研究的普通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来说，曾经在田野里吹过的风，曾经在残碑前读过的字，终将化作他们骨子里的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化作他们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一种历史纵深感，这就是冷门绝学对普通人的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 张赟芳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6月23日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