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初，接力出版社新春答谢会，作家彭懿放了一段小视频。
画面上，蒙古北部山峦迤逦，秋日余晖洒满林地，一家查坦人与驯鹿朝夕相处，此情此景似乎只存在于仙境。而视频的背后，一个神秘的驯鹿部落、一段延续了3000多年的历史，让观者格外唏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童话。
“知道他们，了解他们就足够了”
彭懿告诉记者，查坦人在蒙语就是“驯鹿的人”的意思。他决定拍摄这个最后的游牧民族的故事，始于一张照片。
2017年1月，在一个摄影网站上，彭懿偶然看到伊朗裔美国摄影师哈米德?萨达尔的图片集《泰加林》，他顿时就被迷住了。画面上，一个穿着蒙古袍的小女孩睡在鹿身旁，硕大的白色驯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简直就是童话般的存在。
驯鹿人的故事让彭懿兴奋不已，他决定去了解这个民族，让更多孩子知道他们的故事。2017年9月，他雇了5位马夫14匹马，前往蒙古北部的查干诺尔。路上，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如走下超过45度的危险斜坡，仅彭懿自己就从马上摔下过3次，翻译阿诺也因驯鹿陷入沼泽而摔得五分钟之后才缓过来。
因为驯鹿以针叶林里一种叫作石蕊的植物为食，深秋之后，查坦人必须不断往北部迁徙，能不能碰到驯鹿人完全靠运气。幸运的是，他们一行找到了传说中的驯鹿部落，得到允许后，拍摄了小托可寻一家的日常生活。
跟小托可寻一家的5天4夜，彭懿发现他们像生活在童话里一般，天性乐观，淳朴善良，坚忍不拔，知道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查坦人靠驯鹿为生，但不杀驯鹿，将之作为家人，每一头驯鹿都跟北欧的不一样，都有名字，系着彩带。小托可寻到了5岁后，要去骑马2天的地方读书，他的两个姐姐就在那里读书，每年回来两次。托可寻的爸爸妈妈不像一些人想象的没有文化，其实都是读书人。
彭懿也知道了驯鹿人的最终命运：驯鹿人靠打猎物获得肉类为生，但现在他们很难再打到野兽，加上驯鹿种群在退化，他们势必要告别传统的驯鹿游牧生活。蒙古国虽然给这些驯鹿人每人每月500元的补贴，但这远远不够。这也是原来有上万人、13个部落的查坦人退化到寥寥可数几个驯鹿部落的原因。
对于最后的驯鹿部落终将消失的结局，彭懿表示，的确感到伤感，“但我创作《驯鹿人的孩子》目的类似于一种文化志，不是呼吁保护查坦人，捐款改变不了命运，就像收音机、报纸、电视随着时代发现必然被淘汰一样。我希望更多的孩子知道这样一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100多年家族传承的古老部落，能记得世界上有100多个大人和小孩，和一群充满灵性的驯鹿生活在一起，就足够了”。
摄影图画书是一种形式上的探索
和托可寻一家一起生活的几天里，彭懿拍了七八千张照片，一个场景有近百张，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选书的时候，这些图片在脑海中翻飞，像旋转木马一样。想好故事线，有时走得通，有时走不通。想通了，就开始排列组合，再一幅幅修图。“回到上海后，我每天忙到晚上11点，夜里三点睡不着，就爬起来继续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最终《驯鹿人的孩子》大致完成。
“摄影图画不同于真正的图画书，就这么多素材，没办法补拍，也无法预设。”谈及摄影图画书的特别之处，彭懿直言摄影图画书不好修改，只能通过现有的素材来讲故事，有时会遇到想表现某个场景时却没有图片的情况。而且，还有有个难点，即跨页的画面要保持一致，如前页是夕阳光，后面也要用夕阳光，但拍摄时是用三种五台相机，对色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对图片的选择和画面的一致性要求带来挑战。
相对而言，《巴夭人》制作比较快，几乎不到一周的时间，但《驯鹿人的孩子》比较慢，“创作时没想过取悦孩子，只想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让读者全方位了解查坦人的生活”。而且，不仅是讲这个故事，他也想让更多孩子们知道真正的游牧民如何从远古走到今天，想告诉孩子更多关于历史、文化等层面的东西。
对比《巴夭人》，彭懿认为，《驯鹿人的孩子》显然更深刻、更好玩，“《巴夭人》是我在寻找一种图画书的形式，能做出来就很不错了，没想到那么多的孩子会喜欢。而且，《巴夭人》的群像是我围着他们转，还属于站在外围。《驯鹿人的孩子》不同，是我在做一次穿透，找到历史本源的东西。故事中的人，如小托可寻向我敞开心扉，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摆拍的。虽然在图画书里，他早晚衣服穿的不一样，那是因为当地寒冷无比，要经常换衣服，而不是摆拍的需要”。
彭懿告诉记者，《驯鹿人的孩子》的开本保持着照片的原本格式，没有切。拍摄之前，他也没有预设某种剧中，只是凭着感觉去寻找，最终讲出了这个故事。遗憾的是，小托可寻一家不会看到这本书，但更多的孩子会因这本书认识他们，了解一种久远的游牧生活。
好故事是值得回味的果核
采访中，彭懿笑称《驯鹿人的孩子》是自己摄影图画书的“巅峰之作”。
之所以是“巅峰”，是因为主题难得，编写也花费了很多心思，是其所有摄影图画书中用时最长的。在内容上也做了特别设计，如前后环衬的文字——“驯鹿，是驯鹿人心中神圣的图腾。千百年来，驯鹿人与充满了灵性和野性的驯鹿一起，在极寒的天气下，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现在他们正面临着消失的威胁……”，这和内文中小托可寻的讲述不一样，一个属于旁白，一个属于自述；一个是给父母看的，一个是孩子更有共鸣。
据彭懿介绍，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故事，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小托可寻的观察和感受，来讲述查坦人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是借助其父母来讲述的，如查坦人的历史、生活背后的文化等，因为这些不可能从一个5岁孩子的嘴里讲出来。
这即是《驯鹿人的孩子》的文字中，“爸爸”出现19次的原因。在彭懿看来，“爸爸”告诉孩子驯鹿人的历史、生活的经验、驯鹿的习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告诉孩子代代相传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就像古代罗马人的父亲把孩子高高举向天空一样，查坦人的父亲让孩子坐上驯鹿的脊背，用仪式性的言传身教完成了价值观的传递——“驯鹿不怕冷，我们驯鹿人就不能怕冷”。
而且，对查坦人的美好印象也藏在字里行间。彭懿说，遇到托可寻一家时，他们只是将我当成摄影者、一个过路人。后来，他们之间有了信任和感觉，不把他当外人。大家挤在一个小帐篷，一起吃饭，没有戒备之心，也因此有了真实的、好的镜头。临走时，大家恋恋不舍，托可寻的父亲对他说，希望明年再来，还送了他一只鹿角作为礼物。
“我喜欢自然，不喜欢历史，不太爱去博物馆，可能跟我是学生物的有关。”谈起创作的图画书中有更多自然、儿童因素的问题，彭懿说，可能跟他的爱好、性情和经历有关，已经出版的《妖怪山》《不要和青蛙跳绳》《红菇娘》以及即将推出的《森林的大熊》，都是如此。
但在彭懿哪里，他更在意如何写好一个故事，“好的故事就是一个果子，外面的果肉非常可口，吃到最后只剩下核时，那也是一个值得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核”，就像《驯鹿人的孩子》里“念完书，我还会再回来。我要像爸爸那样，当一个最棒的驯鹿人”。
当小读者读到这句话，会看到希望，充满向往，内心被之久久地打动，这也便是这本书乃至所有优秀图画书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