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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教者与编者

发布时间:2020-11-16 作者:​程翔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每天站在三尺讲台给学生上语文课,教语文课本。起初,我仅是一名教者,对于教材的编写意图没有概念。后来,我有幸参加了人教社高、初中教材编写工作,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在原来教者身份的同时,又多了一个教材编者的身份。我参与人教社教材编写近二十年了,其中有很多故事值得回忆。

记得那是一次教材编写讨论会上,人教社中语室的同志与邀请来的社外几位老师一起讨论,准备从《草房子》中节选一段文字作为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

选哪一段好呢?大家各抒己见,提了很多建议。中语室的同志让我谈一谈。我早就想发表意见了,因为我很喜欢《草房子》,尤其喜欢“秃鹤受辱”一段,我觉得那一段写得非常感人,我曾当面向曹文轩老师表达过我读这一段时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冬天,几位大哥哥到我家来玩,看到我家的炭炉子正烧得旺,于是他们便想捉弄一下我。他们趁我不注意,悄悄将铁钩子的把柄烧热了,但并没有烧红,我看不出是烧过的样子。他们让我拿起铁钩子整理一下炭炉子,以便炉火更旺。我没有任何防备心理,一把抓起了铁钩子。

就在握住铁钩子把柄的一刹那,我被灼伤了,疼痛难忍,大叫一声,迅速扔掉铁钩子。那几位大哥哥看着我疼痛的样子大笑起来,我才明白是他们搞得鬼,便起身与他们拼打。他们撒腿便跑,我紧追不舍。他们跑一段,站住,逗我。我继续往前跑,眼看追上了,他们又跑了。

就这样,他们捉弄着我,嘲笑着我。我当时心里恨不得把他们抓住撕烂,吃掉。可我就是追不上他们。那一段经历我终生难忘,使我在读“秃鹤受辱”时产生了强烈共鸣。

我曾经给学生做过一次读书报告,讲到了这一段,讲得我泪流满面。基于此,我主张将“秃鹤受辱”选进语文课本,我还陈述了理由。我本以为我的理由能够博得大家赞同,没想的是,大家并不赞同我的意见。

中语室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从全国来看,像秃鹤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学生可能还有一些,如果把这一段选进来,会不会引起学生的恶作剧呢?”其他同志点头同意,我一时语塞。

后来我明白了,尽管我的愿望是好的,但从教材编写的角度看,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文本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作为课文,要避免对学生造成意外的伤害。后来,大家反复讨论,比较,也征求了曹文轩老师的意见,确定了《孤独之旅》一段,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喜欢。这个例子使我深受教益。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使我牢记在心。现行语文教材是由一个一个的单元组成的,单元的主体是一篇一篇课文。如何将一个单元的课文选准,是教材编写的重要工作。

大家为此广泛搜罗样文,反复比较,有时讨论了半天又放弃了,似乎做了很多无用功。后来我才明白,看似无用功,却包含了语文教学的理念在里面。

记得有一次,我们编写一个散文单元,各位老师将自己推荐的样文拿了出来,篇篇都是名家名作,都是精美之作。我说,把这些好散文都编进来吧,放弃任何一篇都十分可惜。

一位大学教授笑了,说:“那样就把老师和学生累垮了。”我说:“好文章多多益善嘛。”他说:“一个单元内既有教读课,也有自读课。叶老的教材编写思想是,教材是一个例子。教师用例子教学生,不只是将课文讲深讲透,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体现迁移的效果。”

中语室的一位同志接着说:“好文章太多,选不完,也读不完,但学好某一类文本的例子,学生就能触类旁通,进而融会贯通,所以同一单元内的各篇课文分量是有差异的。”

原来这里面包含了这么深刻的教学原理。而我以前总喜欢把课文掰开了揉碎了,讲深讲透,面面俱到,生怕学生考不好。看来我的教学思想还不够成熟。

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学习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语论著,领会他的教材编写思想,沟通教者与编者之间的联系。

如今,我从教快四十年了,懂得了“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关系,懂得了“课文”二字的精髓,还撰写了这方面的教学论文。因为我参与了教材编写,所以我在教师培训工作中能较好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能将理想中的教材与现实中的教材沟通、对接。

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线教师的重要任务在于将教材编写意图落实到位,在“课标修订-教材建设-教学实施”这个链条中,教师体现的是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不好,再好的课程标准,再理想的教材,都会大打折扣。要想全面完整地体现课标和教材的理念,教师必须消除教者与编者之间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准确把握“课标-教材-教学”整个链条,缺一不可,这大概也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一线教师积极开发地方课程,尤其是校本课程的意义和价值。

参加人教社教材编写工作久了,我收获良多,也得到了人教社同志的肯定。我被聘请为人教社高、初中教材编写委员,参加了必修和选修教材的编写,还与章熊先生一起主编了高中选修模块《文章写作与修改》及教师用书。

近年来,我还参加了初中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记得教材主编温儒敏先生对我说:“参与国家统编教材编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许一生就这一次。”

在编写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老师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原来是一纲多本,教材有好几套,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百花齐放,现在怎么又统一起来了呢?我当时也有些想不通,以为过几年会再放开的。现在我体会到了,语文课教的是国家通用语,它是上了《宪法》的,还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不好语文是违法的。

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仅是打知识基础的,更是塑造灵魂的。的确如此,在现行中学各科教材中,只有语文学科的内容全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其他学科外国的东西多。试问,在数、理、化学科中,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上能与语文学科相提并论吗?

我听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的报告,他讲到了中学学科内容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还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语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未来的人生走向。

这些话启发我不断地思考一个问题,语文教育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把眼光盯在升学考试上,学生岂不成了考试的机器?他们还能具有民族自豪感吗?还能有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吗?

中国的诗、词、歌、赋这些内容是中国独有的,比如“赋”这种文体,在外语中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单词,只能按照音译的方法来翻译。所以,一名语文教师,肩负神圣使命,就是弘扬祖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从孔子、孟子到黄宗羲,龚自珍,哪一个不是包含着民族的精神呢?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说:“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是什么?对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教师要反反复复思考,努力想清楚。”这就要求教师具有思辨能力。

于老师坚持多年来理性思考的结果是:1.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根;2.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3.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于漪老师很早就是教材的编写者了,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师,还是一位杰出的教材建设者。

我在参与人教社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从许多优秀专家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对我的专业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者:程翔。本文刊发于2020年9月23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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