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摘  要  综合性大学凭借其办学优势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学科基础，高等教育学也通过其自身发展为综合性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观念引领与实践指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当前学科动态调整与资源虹吸效应的现实压力，高等教育学需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高等教育+”多学科融合发展新范式，坚持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优化学科体系建设；坚持融合发展，落实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路径；变革育人模式，构建“数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国际交流，升级学科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发展策略

综合性大学凭借其独特的学术生态，在学科建制化过程中探索出协同创新与跨界融合的演进路径，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自1983年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建制以来，综合性大学有效利用其办学优势，对该学科的学科设置、基础性理论研究和育人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主动探索，不断满足学科、学校和社会发展需要，逐步形成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基本路径，也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当前，面对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需求，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融合发展中寻求突破，强化协同创新，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贡献智慧和力量。

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探索

高等教育学学科从创建到现在已走过四十余年的历程，学科建设日趋成熟，已拥有众多学科分支的学科群，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范式与知识生产体系，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制度环境深层互动。一方面，综合性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布局门类齐全、学科之间渗透力强，这为该学科建设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学科基础，为学生的学科学习、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科研探索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该学科注重教育学课程设置与完善、理论研究与交流、研究生培养等工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观念引领与实践指导。

1.注重学科协同群建设

学科协同群建设遵循知识生产的跨学科逻辑，体现着现代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内在要求。一方面，综合性大学通过设立交叉学科研究所，突破了高等教育学传统学科壁垒。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下设心理学研究所和工程教育研究所，北京大学下设教育与人类发展系和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清华大学下设工程教育研究所。另一方面，综合性大学通过应时设置跨学科课程和研究分支，构建起“学科—问题”双维矩阵以回应社会需求。例如，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和比较高等教育等课程和专业相继开设。这种创新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构建，形成稳定的知识整合机制。不同学科通过相互吸纳和合作互动，帮助学生形成跨学科思维，和非线性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维方式，提升研究者面对高等教育复杂问题和多变环境的应变与解释能力[1]。

2.注重学科边界研究

高等教育学四十余年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丰富学科话语体系，在方法论层面遵循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逻辑；在价值层面坚持本土化理论自觉；在实践层面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螺旋上升机制。厦门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重镇，重视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在此基础上，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立足国情，注重考试制度与考试政策、科举学等中国特色领域的研究，并已取得奠基性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各校依托校本优势确立特色方向，如清华大学的工程教育、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等，实质是在学科建制过程中构建独特的“学术标识系统”。

3.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

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育相结合，密切关注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动态、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努力培养与时俱进的研究型人才。在人才输入时，该学科努力打造“研究方向—社会需求”的动态匹配机制。如厦门大学把招生与研究项目相统一，在招生时便细化写明研究方向，如中外合作办学和科举考试研究等，通过更精细地匹配研究方向，推动研究向深度发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该学科积极构建“学术训练—实践参与”模式。如北京大学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和“中国博士质量报告”等大型项目研究引入学生培养研究。在人才输出时，该学科考虑“人才培养—效益反哺—学科发展”这一良性循环机制，通过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进行有机结合。

4.注重学术研究交流

构建学术研究交流网络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学术组织、期刊矩阵和国际合作网络，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华中科技大学于1986年创设高等教育研究交流平台，在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在学术期刊方面，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将其视为学术展示的重要渠道，以推动学科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在界内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学学科不断开拓境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跨文化的学术话语转换机制。

5.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自身需求的多元实践，体现出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这一职能。在服务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向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通过实证性研究解决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以此提升其应用力和创新理论的水平。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该学科面向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等，接受委托承担高等教育相关重要课题，提供多层次的政策咨询服务。此外，综合性大学积极成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如厦门大学下设闽台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建立长江经济带地区新工科教育研究基地等，力求建成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信息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在学校自身发展层面，则积极开展院校研究，如华中科技大学倡导并成立了院校研究所。历经四十余年发展，该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与知识应用转化率不断提升。

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我国“双一流”建设不断深入，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取得成效、积累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学科动态调整与资源虹吸效应的现实压力。

1.外部多维压力与价值冲突

同类竞争和自身地位认知偏差的错位。近年来，师范类高校通过升格教育学部、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差异化优势，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的各个学科面临着师范类高校同类学科的竞争压力。此外，我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学科在国际知名排行榜上的竞争力与国内学科地位存在错位。其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GRAS）等知名国际排行榜中均有一定竞争力，在引文、研究、教学和国际视野类指标中均展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然而，高等教育学学科在我国综合性大学中由于规模相对较小等原因，在国内学科评估中排位并不靠前，凸显“国际竞争强、国内认可度弱”的认知偏差。

学科价值认知与评价体系的冲突。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特有的双重属性，除自身发展需要，也要服务我国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的需要[2]。综合性大学发展离不开教育学学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推动，因其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但这一重要服务功能与学科发展边缘化现状的矛盾却日益凸显。因论证教育学学科理论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周期普遍较长，如若囿于以短期绩效为杠杆的判断标准，很可能会破坏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生态环境、窄化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服务性价值，反映出学科深层价值认知和现行评价体系的内在矛盾。

2.内部存续危机与结构性矛盾

边缘化危机与地位之争。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生存以学科建制为基础，学术研究以学科建制的方式进行，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3]。高等教育学学科在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但其学科地位却始终悬而未决，该学科的学科论与领域论的争辩持续至今。学术分科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更是凸显了该学科面临的一级学科建制压力。高校内部会通过强化优势学科、裁撤弱势学科，重新进行学科调整和布局，使得教育学一级学科面临边缘化危机和裁撤现状。其下属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处境则更加窘迫，近年来多所综合性大学调整优化学位授权点结构，相继撤销教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学科发展的灵活性、主动获取资源以及资源切块分配的能动性明显变弱，学科可能会失去更多发展机遇和人才资源。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等五部门在2023年2月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到2025年需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而高等教育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则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侧重于学术型导向，应用型课程和实践占比低，导致毕业生存在就业难的现象，这也反映出该学科缺乏应对产业变革的快速响应能力，可能导致学科学位点数量进一步缩减。

学科局限与竞争弱势并存。虽然高等教育学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自身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决策助力，但是其服务实践的功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理论成果转化尚需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因为学科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就学科知识体系而言，存在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进行简单拼盘的认知误区；在学科组织体系方面，存在依赖于行政部门的制度难题。另一方面，学科评估的指标要求导致高等教育学在跨学科竞争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形成知识整合的主导力，高校成立的教育交叉平台并未实现大规模的实质性成果转化。

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入应用，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场景、带来了新机遇、启迪了新思路、提供了新工具。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生产模式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需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高等教育+”多学科融合发展新范式，建立并优化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通过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一流高等教育学学科，努力成为新一轮“双一流”高校教育改革和科研创新的主阵地与引领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坚持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优化学科体系建设

高质量的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专业的发展亦是如此。如《改革方案》所言，坚持问题导向，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基于所在高校自身定位、办学条件等因素，要以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为目标，制定好中长期学科发展规划，将学科设置与学校发展规划相统一，前瞻谋划、系统推进，落实改革任务。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为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需要，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需提升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有效契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注重“高等教育+人工智能”研究方向，重点建设智能教育技术、数字教育治理等交叉学科，将机器学习算法融入课程体系，以技术驱动教育创新，塑造学科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此外，该学科要不断强化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学科专业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学科专业自评和年度报告等，特别要重视对新设学科专业的评估检查工作，保障学科专业建设质量，用科学管理激发学科活力。

2.坚持融合发展，落实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4]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学科，学科建设应合理打破学科壁垒以及不必要的界限，打开多盏聚光灯[5]，如若一味固守边界则会限制学科研究范围和学术视野，学科就会失去竞争力。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学学科要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协同创新优势，开展跨学科研究和融合式建设。既可以探索高等教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小交叉，也可以积极推进其与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之间的大交叉，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多元化或综合化的应对策略和破解思路。例如，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成立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建立了教育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的“三角协同”创新机制。学科交叉的一大重点在于打破传统文科相互间及其与理工科的界限，如可开发“教育工程学”交叉课程模块，将系统工程方法引入教育质量评估研究，建立多维度、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方式，互相借鉴推动学科间的合作交流。同时，要协调好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关系，完善优势与特色、传统与新兴、应用与基础、综合与交叉相促进的学科总体布局。此外，学科要不断推进跨学科团队组建和融合型教师队伍建设，搭建多元化的学科交叉平台。如厦门大学建立教师联合聘用、跨学科联合培养等管理及招生培养模式，为跨学科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3.变革育人模式，构建“数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项核心任务。在纵向上，建立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通道，以需求为导向，从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课程教材体系建设、学位授予等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培养创新人才的体制机制。在课程设置上，打造“专业核心课+人工智能通识课+教育实践课”的课程矩阵。在育人方式上搭建好跨学科学习平台，支持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层次、跨院校修读课程、辅修学位，为学生提供多样化、高度开放的选择空间。在育人机制上以课程为牵引、以教材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推动师资、课程、教学、各类平台资源等共建共享，打通交叉融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尤其要积极探索“实验班”“创新班”“精英班”等人才培养新模式。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的优势在于实现多学科的会合及交叉、科学研究活动与培养高级科研专门人才活动的会合和哲学研究与具体科学研究的会合[6]。这种会合可以帮助打破泾渭分明的学科壁垒，让不同的学科能走到一起、愿意走到一起，而这一交叉过程有助于培养一批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4.强化国际交流，升级学科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加强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世界一流教育学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备深厚的软硬实力，能培养出一系列优秀的促进各行各业发展的顶尖人才，更在于能够放眼未来，普遍致力于基于人类福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引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综合性大学应利用好自身综合性条件，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如牵头发起国际学术组织、举办高水平常设性学术论坛等，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交流合作，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水平。在如今数字时代，亦可创新国际学术交流形式，构建“云端+实体”的国际合作网络，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建设虚拟学术社区，建立全球高等教育大数据联盟，实现跨国教育政策数据的协同研究。通过关注各国教育发展中的共同问题，联合国际力量、协同攻关研究，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并将学科发展融入国家使命，通过文明对话，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切实提高学科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需要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综合性大学要立足本校实际，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行战略性定位，强化分类发展、突出特色发展，主动发挥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的“存在价值”，避免落入“依附发展陷阱”。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则要遵循学科现代化发展规律，坚守学科功能、兼采众长，主动开放和合作，凸显学科价值，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包水梅.作为方法论的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解读[J].现代教育科学，2012（9）.

[2]顾建民，韩双淼.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的特征及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21（19）.

[3]邬大光.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体系的特殊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4]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2021-4-20 （1）.

[5]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6]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王莉华 韩啸，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原载2025年第13/14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