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定民安 国泰邦宁——中国古代水利事业中蕴含的智慧

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被归结为大河文明。黄河和长江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而治水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识水性，化水害为水利

早在春秋时，老子便对水之德有透彻的认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水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人能治水，水则利人；人不治水，水则害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都很重视水，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而农耕民族一年收获多与少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源情况。这才有了“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的俗语。降水应时节变化，为了更好地指导农耕，古人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了诸多谚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春雨贵如油”。春播之际下雨，正利于作物生长。但同样的雨若下在麦熟待收之时，便不是好雨了。降水不受人控制，因此，古人对天十分敬畏，进行了诸多形式的祭祀。同时，古人明白要确保农耕的收成，只依靠祭祀是不行的，还要依靠人的辛勤劳作。由此，农耕文明便逐步孕育出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古人眼中的水，除了降水，还有地上的江河湖海。这些水是治水的重点。治水是为了用其利，而避其害。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认识水的特性。古人治水的传统由来已久。《山海经·海内经》有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大禹之父）面对洪水，想以“息壤”来堵塞洪水，结果失败了，鲧被尧帝下令殛杀。之后，大禹吸取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堵塞为疏导，继续治水，方得成功。这父子两代的做法差异看似是方法不同，实则是对水的特性认识不同。大禹基于正确的认识，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法，为后世治水奠定了基础。“因势”是治理的前提、根本。治水需要先知其势、析其势、理其势，才能合理制定“利导”的方略。司马迁在亲历踏勘当年大禹治水的许多要地的基础上，在《史记·河渠书》等篇章中，专门阐述了大禹是如何因势利导的。司马迁到会稽山时，便听说大禹曾在此获得带有玉字的金简，从而得知九州山河形势，并领悟河道疏浚、水患治理的原理。此外，大禹还在此得到了状似太阳的赤圭和状似月亮的碧圭，各长一尺二寸，由此，他得以丈量天地万物。大禹还登匡庐高峰，观览九江形胜，总体把握水的态势，以便制定疏导方略。至今，匡庐山主峰上还留有“禹王台”景观。

因势利导，成就千秋水利功业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录了大禹治水的要点，“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其中，“随山浚川”是关键。山高而水低是自然大势。利用湖泊、湿地等的水泽消化江水带来的水患；又开两渠分流，使河水顺利流入渤海。这些都是因势利导的做法。这种治水思想，从大禹开始，之后历代传承。仅《史记》中涉及的就有邗沟、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以及 “井渠”（即坎儿井）。

邗沟是人工开凿的水渠，南起扬州，北达盱眙，沟通长江与淮河，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称霸运兵所开凿的运河。它是中国古代南北水上交通的发端，为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都江堰由战国时的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筑。这项水利工程对水势的利用，可谓臻于化境，历两千余年而未衰，至今仍为当地贡献着巨大效益。都江堰的成功与李冰的充分准备是分不开的。李冰在动工前，充分分析前人治水的得失，并广泛走访、踏勘，了解民情和山水、地形等各种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整套顺应当地实际和自然之道的方案。在其 “深淘滩，低作堰”等思想的指导下，蜀地建设了可以无坝分水的鱼嘴分水堤，兼具排沙、泄洪、调水功能的飞沙堰和集调控、导引、分流功能于一体的宝瓶口，再加上一系列配套举措，形成了都江堰这一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伟大奇迹。李冰既善纳道家顺天而因势的思想，又博采蜀地民众长期积累的治水经验，才造就了都江堰。都江堰的建造智慧从宝瓶口的开凿便可窥见一斑。宝瓶口开在湔山伸入江中的虎头岩上，山石极硬，如何凿出水道？蜀人积薪于崖上需凿之处，再引火烧崖，将崖烧红、烧烫，突然浇上冷水，崖石便会发生龟裂，然后蜀人就可以将裂石撬开。如此反复整整八年，蜀人生生凿出了宝瓶口，实在超卓不凡。

都江堰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而郑国渠的凿通，则将关中平原变为沃野，成就了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霸业。《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命人在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了灵渠。灵渠凿通后，秦朝大军由此乘船攻克岭南。秦始皇旋即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岭南自此被正式纳入秦王朝版图。灵渠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等部分构成。其中，铧嘴有分水作用，大、小天平和南、北渠有导流作用；而陡门主要负责蓄水行舟等。灵渠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大半个中国连成一体，意义巨大。《徐霞客游记》曾生动描写灵渠的情况，“桥跨灵渠上，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

上述著名水利工程都在地面上，而坎儿井则在地下。《史记》中称之为“井渠”。干旱地区的人民开凿坎儿井主要是为了灌溉和生活。在新疆吐鲁番，干旱酷热的气候致使地表水无法成流，而接受充足日照的众多雪峰，会源源不断融化出雪水，融水成为当地重要水源。但广袤戈壁酷热干燥，地面水流蒸发、渗漏严重，因此，无法采取地面运水方式，只能依靠地下运水。由高往低、自流灌溉的坎儿井系统，应运而生。坎儿井由竖井、暗渠、明渠及错现 （小型蓄水池）等组成。竖井、明渠与地面相接，方便灌溉、生活等；而暗渠则为地下水道。仅吐鲁番一地，便有1100多条暗渠，总长达5000余公里。暗渠的开凿，全靠人工，需耗时数年乃至十数年。而开凿暗渠之地的土质皆为砂砾、黏土胶结的情况。砂砾可使渠壁坚固而不坍塌，黏土可使水不渗漏，而二者胶结，凝为一体，形成了天然的混凝土，为当地人开凿坎儿井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先秦就已开凿坎儿井的先民，是在将山势、水势、土质、地形、季节变换等诸多自然因素认识得极为透彻的基础上，才开发出这了不起的坎儿井。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

谙安澜之道，筑邦国之基

古人治水，其道深矣。治水安澜之道不仅在于工巧物用，更在于制度之智、文化之蕴。在大禹时期，治水即与治国互为表里，共为王者宏业。孔子赞大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将治水与民生疾苦、为政之本相连；管子亦明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为其中一害）……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历代明君贤臣，莫不以兴水利、除水患为固本之要。而《尚书·禹贡》更记载，九州贡赋的制度实则奠基于大禹治水之功。大禹分疆理水，疏导川渎，然后创立贡赋制度，将自然形胜转化为政教纲维，终致“国基永固，社稷安宁”。由此观之，水利是农耕的命脉，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中国千百年治水传统积累了大量智慧，有三条格外值得今人借鉴。第一，因地制流，分域而理。无论是大禹划九州、定贡道，还是李冰察岷江水性而创造无坝分水的奇迹，其成功的要旨都在于精准把握山川形势、水脉性情。水因地异、流随时变，治水者必须审度机宜、随势施为。此中智慧正与现代区域协调、分级治理之道相通。第二，聚民力以成伟业，集众智以定天下。治水工程浩繁，需要长时间投入大量人力。都江堰的成功，不仅依赖李冰父子的运筹，更依赖蜀中百姓胼手胝足，倾尽智慧与血汗。民为治水之基石，也是智慧之源泉。历代明主治水，多能体恤民瘼，善用民力，使百姓于参与中获益，于受益中归心，最终形成治国安邦的磅礴合力。第三，治水与治心相济，安澜与安民同功。水性无常，旱涝相循，一时之功难求永逸。治水不只是土木之役，更需建立长治之规以求人心安定。正所谓“治国犹治水，水利则民安，民安则国治”，治水的终极目标在于社稷安定、苍生乐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为政者法度修明，赏罚有信。

古代治水智慧更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对水的敬畏与运化，孕育出“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哲思；对治水功勋的追念，则化育了祭禹之典、修渠之祀等礼俗。“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在治水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古人深知水之灵性，既怀敬畏，又重疏导，认识到在治水的过程中，“疏”胜于“堵”。古人既敬畏自然，又不断加深对自然的理解，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努力改善着自己的生活。而大禹作为治水圣王，享祀不绝；都江堰李冰父子、钱塘江潮神伍子胥等由治水功臣衍化为神祇，都是万民祈愿海晏河清的表现。这样的文化血脉，贯通水利与社会，使治水成为凝聚共识、维系秩序的关键。

回望青史，自大禹分疏水道，至秦汉渠堰纵横，再至历代河督整饬洪防，治水之术日精，治水之制日善。在今天中国防洪抗旱、流域统筹、南水北调等诸多伟业中，先贤智慧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唯有敬畏自然规律，统筹四方之利，兼济当下与长远，才能达到“水利则国兴”的境界。从大禹治水起，人与水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只有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才能远水害，而趋水利，最终实现河定民安、国泰邦宁。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系列解读”到此已全部完结。本系列共15篇文章，涉及“天”“地”“人”三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建筑文化、中华民族农耕传统等进行解读。各位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该系列文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基础性、系统性认识。

责任编辑：单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