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课程与学习，我们究竟在讨论两个怎样的问题？

在校园的语境里，我们常常将“课程”与“学习”相提并论，仿佛它们天然一致、方向相同。课程改革，似乎就是为了促进学习；学习问题，也好像只需要通过课程调整就能解决。然而，在真实的学校生活中，正是这两个概念的混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课程开发越来越费力，课程门类越来越多，课程管理越来越精细，教师的教学压力也随之增大，但学生的学习并未因此变得更主动、更深入，反而可能变得更碎片化、更被动。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课程还不够好？是不是课程还不够新？是不是再来一轮课程改革就能解决问题？

或许，我们需要先停下来思考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课程和学习，究竟是不是同一类问题？

课程的逻辑：社会如何组织经验

课程是什么？从课程论的角度看，课程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事。它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回答的是：在有限的学校时间内，哪些经验值得被系统地传递给下一代，以确保社会的延续、更新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程天然具有公共性、规范性和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无论国家课程标准，还是校本课程框架，本质上都是在进行“经验筛选”与“结构化表达”。哪些知识被认为是重要的，哪些能力被视为关键，哪些价值被反复强调，在这些选择的背后都隐含着社会对“理想学习者”的想象。因此，课程的逻辑更接近一种社会理性，它强调的是覆盖面、系统性、可管理性和可复制性。课程可以被设计、被规划、被评价，也可以被比较。但问题在于：社会能够设计课程，却无法直接设计学习。

学习的逻辑：个体如何发生改变

与课程不同，学习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情。它并非经验的简单接收，而是个体在原有经验结构基础上对新经验进行加工、重组与内化的过程。学习科学早已揭示：同样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时间投入，对不同学生产生的学习效果差异巨大。学习不是信息的简单输入，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它发生在个体不断调整认知结构的过程中，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通过“最近发展区”逐步实现的。影响学习发生的变量，包括动机水平、已有经验、认知方式、情绪状态、社会关系，甚至当天的身体状况。换句话说，学习遵循的是一种个体逻辑。它是非线性、不可完全预测的，也很难被外在指令直接控制。教师可以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学生完成学习本身。也正是在这里，课程与学习之间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张力：课程追求“可设计”，而学习本质上“不可设计”；课程强调“统一框架”，而学习必然呈现“个体差异”。

总之，学习的逻辑通常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起点差异性。学生并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在经验、兴趣、能力和节奏上的差异，是学习的常态，而非个例。二是过程非线性。学习并不遵循严格的线性顺序，理解往往是跳跃的、反复的，甚至可能在倒退后再次前进。三是意义先于结果。只有当学习者感受到意义，学习才会真正发生；结果通常是意义建构的副产品，而非起点。

学习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它涉及的不仅是“掌握了什么”，更是“我如何理解世界与自己”。这意味着，学习的逻辑天然抗拒过度的标准化与外在控制。

当课程逻辑替代学习逻辑，会发生什么

在学校实践中，一个常见的偏差是：我们用课程的完成度替代了对学习是否真正发生的判断。例如，一门课按计划上完了，教材内容讲清楚了，作业也布置并批改了，那么这门课在制度意义上就是“完成”的。但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是否形成了稳定的认知结构？是否愿意在新的情境中迁移运用？这些问题，反而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久而久之，学校运行会呈现出一种“高课程密度、低学习感受度”的状态。课程在自我运转，学习却变得模糊不清。教师忙于交付课程任务，学生忙于应付课程要求，但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反而退居幕后。

重建关系：从“控制学习”到“支持学习”

要缓解课程逻辑与学习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对课程与学习的关系进行一次根本性调整，让课程回归其应有的位置，真正成为支持学生学习的结构，而非替代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

课程应被视为一种“实践性艺术”，而非技术性方案。如果我们仅仅把课程理解成一种技术系统，那么它追求的自然是标准化、可复制与可控制；而一旦将课程理解为实践性艺术，它就必然承认学习情境的复杂性、学生差异的存在，以及教师专业判断的不可替代性。课程不再是对学习过程的预设控制，而是为学习的可能性留出空间、提供条件、搭建支点。

从学习科学的角度看，这一转向同样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还是后来的情境学习、体验式学习研究，都反复证明学习并非信息的简单输入过程，而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知识无法被直接传递，只能在具体的活动、问题与反思中逐步生成。因此，真正有效的课程设计，其核心关注点不应是“教什么最省力”，而应是“在什么样的结构中，学生更有可能投入、坚持、修正并形成理解”。

在北京十一学校的联盟学校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经过近20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分类课程体系。这里的“分类”，并非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依据学习动力的不同来源来设计：有的课程以问题驱动，有的以材料吸引，有的以审美体验激发，有的以技术挑战引导，有的则以社会情境唤起责任感。课程不再假设“同一内容对所有学生都同样有吸引力”，而是主动承认，学生进入学习的入口本就各不相同。

以雕塑课程为例，我们并未将其设计成一门“统一内容、统一技法、统一成果”的课程，而是将其拆解为多个模块，如人物雕塑、动物雕塑、室内微景观等。在材料与技法层面，又进一步提供了多种路径，包括软陶与超轻黏土、纸质重构、废旧物品变身、传统泥塑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课程本身具备对不同学生的吸引力，并提供多元的进入点。这样的课程结构也契合了自我决定理论所强调的三大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与关系感。学生能够自主选择模块与材料，意味着他们对学习拥有真实的控制感；不同难度梯度与表现形式，使学生更容易在尝试中获得“我能做到”的胜任体验；而在共同主题下展开的多样化实践，又为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与合作提供了天然的情境。学习动机不再主要依赖教师调动，而是被课程结构自然唤醒。更重要的是，当学生在自己选择的雕塑课程中全情投入时，教师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教师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维持教学秩序，而是能把专业判断用在更关键的地方：如何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深化表达？如何在关键节点提供技术支撑？如何帮助学生将感性经验上升为可反思的学习经验？此时，课程不再是教师施教的固定脚本，而成为师生共同创造的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类课程并非“降低要求”，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对课程设计的要求。它要求课程能够预先嵌入学习逻辑，而不是事后依赖教师的个人魅力去“救场”。当课程本身就包含多入口、可选择、可深入的结构时，学习就不再主要依赖外部驱动，而是转化为学生内部的持续行动。

这也正是缓解课程逻辑与学习逻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不是用更精巧的教学技术去弥补学习的缺失，而是通过调整课程结构，让学习更容易也更值得发生。当课程真正成为学习的支持系统，而非仅仅是内容的载体时，学生的投入感、持续性与深度，往往会作为“副产品”自然而然地出现。

课程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它看起来多么完整或系统，而在于它是否为真实的学习留下了空间。正是在这些允许选择、尝试与修正的课程结构中，学习逻辑才得以真正展开，而课程逻辑也才重新找回了它应有的位置。

一个关键转向：从“课程覆盖”到“学习经历”

如果说传统课程更关注“教了什么”“讲到了哪里”，那么顺应学习逻辑的课程则更关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实经历了什么。这并非教学技巧的差异，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课程观转变。

布鲁纳曾反复强调，教育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多少，而在于学生是否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这里的结构，并非内容之间的逻辑顺序，而是学习者在理解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与解释框架。这一观点直接指向课程设计的核心转向：课程不应再以内容清单为中心，而应以学习经历的设计为中心。换言之，真正值得精心设计的不只是“教什么”，更应是：学生是否经历过提出问题的困惑？是否在尝试中遭遇失败，并被允许、被引导去修正？是否在合作中经历过分歧、协商与共识的生成？是否有机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并从中反思判断的依据？正是这些经历，构成了学习逻辑真正需要的营养，也是任何内容覆盖都无法替代的部分。

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我们的任务学习中，有教师要求学生写出“失败说明书”。学生在提交方案时，必须同步提交一份关于“我们做错过什么”的过程文档，内容包括：哪些假设被事实推翻，哪次实验未达预期，团队在失败后如何调整路径，决策依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教师在评价时，不会只关注最终成果，反而会给“有价值、高质量的失败”加分：是否敢于尝试复杂方案，是否在失败后真正修正策略，是否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获得的不只是成功经验的积累，还有失败后的修正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学习中最为稀缺也最为重要的部分，它无法通过内容讲授获得，只能在被允许失败、被引导反思的真实学习经历中生成。这正是“以学习经历为中心”的课程与“以内容覆盖为中心”的课程的关键区别。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课程逻辑与学习逻辑的关系，并非要否定课程本身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课程在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我们才更需要警惕：当课程过度强调自身的完整性、进度与可检查性时，它反而可能遮蔽了学习的发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课程逻辑代表着社会对教育的期许；学习逻辑则指向个体成长的内在路径与节奏。教育的难题，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而在于如何让二者形成动态平衡：课程为学习提供方向与结构，学习为课程注入生命与意义。当课程开始尊重学习发生的方式，当学习不再被迫服从僵硬的结构，教育才可能回归其本质—帮助尚未成熟的人，在一个有序而开放的世界中逐步成为自己。

学习是人的天性，而教育不是；教育是人类为自身设计的学习系统，因此必然带有每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信仰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会过时的。真正会过时的，往往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些已经无法支持学习发生的课程逻辑。

当下，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节点：必须重新审视课程在学校中的位置，让它不再是学习的替代品，而是重新成为学习得以发生、持续与深化的结构性支持。改变课程的逻辑，让它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这并非一项技术改良，而是一场不可回避的教育转向。

（李希贵 作者系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

《人民教育》2026年第5期，原标题为《课程与学习：我们究竟在讨论两个怎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