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学评论家何言宏：理解“Z世代”

名词解释

“X世代”：指1965年至1979年出生的一代人。由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在《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一书中提出。

“Y世代”：指1980年至1994年出生的一代人。

“Z世代”：指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代人。

文学杂志《芳草》今年第2期推出了以“Z世代”为主题的诗歌专栏，刊登了王子瓜、胡超等年轻诗人的作品，他们有的正在大学深造，有的刚刚走出校门。该栏目主持人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作为文学领域较早关注“Z世代”的学者，何言宏曾撰专文探讨Z世代文学的兴起；作为大学教师，对学生的观察也激发了他从更多元的角度研究Z世代文化现象的兴趣。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何言宏教授，围绕“Z世代”这一文化现象的发端与兴起展开对话。希望通过关注与讨论这一现象，推进文化、教育领域的“Z世代”研究，唤起教育者对“Z世代”的认识与理解，因为“Z世代”基本覆盖了当下学校的受教育群体，他们所呈现的独有特质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Z世代”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性的代际现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也必须在全球背景下来讨论与理解“Z世代”了。

记者：何教授，你在诗歌专栏“Z世代”开栏语中说：“无论是在历时性还是在空间性的意义上，Z世代都是划时代的一代，Z世代的出现，也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划时代”？

何言宏：我所说的Z世代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性，指的是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这一代，决不仅仅是相对于他们之前的“50后”“60后”“70后”“80后”之类的代群，而是相对于人类历史上印刷媒介出现伊始时的那一代人，在中国，指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那一代；而在空间性的意义上，我们的Z世代，也一下子超越了前述几个所谓代群的民族国家局限，并入了全球。我们以往在谈论“50后”“60后”“70后”“80后”等代群时，往往只是在国家内部的意义上讨论与理解，而“Z世代”，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性的代际现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也必须在全球背景下来讨论与理解“Z世代”了。因为他们与国外的同龄人之间，开始具有了崭新的“平视”关系。

记者：相较于通常的以十年为界的代际划分，作为文学评论家，你认为来源于欧美的“X世代”“Y世代”“Z世代”这种划分方式的意义何在？

何言宏：我一直认为，只是简单地以十年为界，将中国当代作家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和已经开始出现的“00后”等几个代群，有失随意与牵强。代际划分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基本通行的原则，是在承认所谓的“代”既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同时又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以那些足以形成代际区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标准，这一点，在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周晓虹教授的有关专著中，就曾明确讨论过。至于具体的“X世代”“Y世代”“Z世代”的划分，也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准的。这一划分首先与“二战”有关。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二战”的结束，改变了全世界许多国家亿万人的精神与命运。“战后”的和平与繁荣，迎来了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生育高峰（“婴儿潮”）的出现，这一代由于生长在迥异于“战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精神与命运自然不同于以往的代群，因此人们便将1945年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称为“婴儿潮一代”。随着西方社会接下来所出现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革命风潮、反战运动、消费社会、“冷战”结束、“911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转型，1965年至1979年、1980年至1994年出生的两代人，又被相继命名为“X世代”和“Y世代”，而在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代人，则被命名为“Z世代”。

记者：西方的这种代际划分，是否适用于中国？

何言宏：这个问题非常好。“Z世代”的划分，是以网络的普及作为依据的。首先我们得承认，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恰好涵盖了中国的“90后”和“00后”。谈到这个方面，有一个背景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全球化。由于我国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和推进，这些年来，我们不仅没有自外于全球化事业，还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所以作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中国很快就融入了互联网时代。我国1994年加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开始民用，此后迅猛发展为互联网大国。可以说，网络的普及、经济的繁荣、消费社会的来临和我国对全球化的高度融入，都使我国199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与他们的西方同龄人一道成了出生伊始就伴随着网络数字文化、浸淫于数字化生存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所以，我们对目前“90后”“00后”们的写作，与其沿袭既往，继续简单化地称为“90后文学”和“00后文学”，不如更加合理地大致上以1995年（或者稍往上推）为界，将其以后出生的作家、诗人的写作称为“Z世代文学”。

相对于印刷文化对主体所建构形成的“深度注意力”来说，Z世代的认知特点更加具有浅表性——快速、即兴、碎片、随时切换、缺乏深度。这种“浅表注意力”，决定了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

记者：被大数据预测为未来消费主力的Z世代，在消费领域被研究与关注较多，甚至出现了针对Z世代的所谓“懒科技产品哲学”。作为文化领域较早关注Z世代的研究者，你怎么理解这一代所独有的特质？

何言宏：很惭愧，你所说的“懒科技产品哲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也反映出，关于Z世代，有很多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学习、了解与发现。谈到Z世代的特质，我想还是应该回到这一代际划分的标准来看。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宗又一宗，但何以仅仅划分为X、Y、Z三代人？1990年代以来，为什么又仅仅以互联网的普及为标准来划分新的世代？这是因为，代际划分所选择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是那些能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一代人精神与命运的事件。或者说，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代际划分的原则与界限，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落实和体现于每一代人所独有的精神性格上。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正如专门的研究者所发现的，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并已成为习惯的生存方式。他们不仅对新技术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其学习方式、认知特点也和上一代人迥然不同。这些不同的核心方面，便是被数字与网络文化所建构与形成的他们独特的主体性。相对于印刷文化对主体所建构形成的“深度注意力”来说，Z世代的认知特点更加具有浅表性——快速、即兴、碎片、随时切换、缺乏深度，被研究者称为是与“深度注意力”相对的“超级注意力”，据说只是我们12秒钟深度注意力的2/3，只有8秒钟，我想也可以直接称之为“浅表注意力”。我们都知道注意力在人的精神、智力结构中的关键性意义。“浅表注意力”，决定了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我在关于Z世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Z世代的作家与诗人，普遍缺乏精神重力与思想深度，缺乏他们这个年龄所应具有的青春激情，普遍具有很多人所曾困惑与不解的“早熟”，这些特质或许可以从他们“浅表”的主体性中找到答案。

记者：英国神经心理学家海伦娜·博斯基在2016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Z世代登场》一文中也作出了与你一致的判断，认为Z世代大脑适应了短平快的学习节奏，能够迅速处理问题，却牺牲了长时间专注的能力，很难对复杂问题进行严肃、详细和认真的分析或评估。“Z世代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虚拟关系上，很少花功夫去建立真正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这一结论在你对Z世代作家、诗人的文本分析中似乎也得到了印证。

何言宏：是的，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使得他们很少有深度的激情、愤怒、痛苦、反思、批判与追问，也很少有深度的喜悦、欢乐与幸福。他们类似的精神特征与情感体验，往往即兴、易变，停留在表面。就我对Z世代作家与诗人的阅读和对他们的有关了解，他们的精神习性，更多地具有“反讽”的特点。无论是对自我、对他者，还是对社会现实等外部世界，抑或是在情感与价值观念方面，他们更多地采取反讽性的精神姿态。这样的姿态，表现在他们所认同的方面，都不会有多么的强烈、深刻与持久；而表现在他们所不认同甚至反对的方面，往往也只是所谓的“吐槽”而已。这很类似于海伦娜·博斯基所说的，Z世代的大脑短、平、快，能够迅速应对和处理问题，但却很难或不愿意对复杂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穷究与思考。

至于你所说的Z世代很少花功夫去建立真正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最有意思，也最明显地表现在Z世代作家对爱情的书写方面。也正如海伦娜·博斯基文章的题目所表明的，在今天的文学界，Z世代作家也已经开始大规模“登场”。像顾拜妮、贾若萱、渡澜以及王子瓜、胡超、曹僧、朱光明等作家、诗人，已经产生一定影响。作为目前最年轻的文学代群，Z世代作家与诗人的写作重点是爱情与婚恋题材。但反讽的是，Z世代文学中的爱情，已经迥异于我们以往对爱情的理解：其实似乎无爱可言，在主体、话语和伦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爱无能”的状态。我们知道，“爱无能”作为21世纪以来新出现的流行词语和世界性的精神问题，按照心理学的定义，指的是一个人对于深刻的爱，或者其他深层的需要相互交流的情感不感兴趣或无所适从。Z世代作家浅表性的认知特点与主体性，自然导致了他们无能于深刻的爱和需要深层交流的爱的情感，这就像一位Z世代诗人的诗中所写的：“他们了解爱是一种肤浅”（黄建东：《思念日记》）。这些问题，无疑是Z世代们自身以及教育者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

与其说“Z世代文学”在兴起，不如说“Z世代文化”正在兴起。“Z世代”，已经成了一个值得关注而且不容回避的、具有更加普遍意义的跨领域文化现象。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生活的映射，Z世代作家、诗人的作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代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处境和形态？

何言宏：这是必然的，比如顾拜妮的小说《奇怪的人》，写的是初中阶段一群受到ACGN（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二次元文化影响的杀马特少年，属于典型的Z世代人。他们沉迷于网络，言行特别，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变成泯然众人的大人”，而被作家称为“奇怪的人”。他们也向往自由，期待明天，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最后，总是臣服于强大的现实，刷题、禁足，取消动议中的“涂鸦计划”。他们对强大现实的无奈接受，正如作品中的“我”在其发型与衣着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被迫改样时所说的：“每当我兴致勃勃地想要对抗生活里的无聊和权威时，总会发现无聊和权威太强大了。我不得已只好把头发剪得更短，拆掉裤脚的松紧，回归稀松无趣的日常”。Z世代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面对现实时的精神姿态，就是这样地往往仅止于我所说的反讽。这反映出，由于他们的年龄、阅历特别是他们习惯于网络虚拟社交，而且这种虚拟社交虽然具有表面上的开放，开放到甚至可以即时性地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社交，但由于大多是虚拟性的，便使得他们的社交又是选择性极强的、圈子性的，甚至是封闭的。这都与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以人际之间的实体社交为主非常不同。当他们一落到需要真实交流的现实中，他们的行动力便会很弱。所以我们发现，Z世代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弱自我”。他们自我意识很强，但又都是“骨感现实”中的“弱自我”。我们目前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基本上都属于Z世代，我曾经就我的这些看法与他们交流过，他们竟然都很赞同。我也曾就我所观察到的Z世代的诸多特点与其他艺术门类——比如从事美术、电影、音乐等工作的Z世代以及与我同代的艺术家朋友讨论过，他们也有同感。所以，与其说“Z世代文学”在兴起，不如说“Z世代文化”正在兴起。“Z世代”，已经成了一个值得关注而且不容回避的、具有更加普遍意义的跨领域文化现象。

记者：Z世代研究在其他文化领域有哪些探索和实践？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新进展？

何言宏：就我的了解，总体上，我们关于Z世代的研究刚刚起步。在我国，“Z世代”基本上还是一个新词。1999年以前，关于Z世代的研究非常少，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多了起来，但大多出现在市场营销领域等。由于Z世代已经接近于世界人口总数的1/3，所以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Z世代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属于市场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的范畴；再就是在大众传播领域和高校关于学生工作的研究。文学艺术领域中关于Z世代的研究，则更滞后些。至于国外，据我有限的了解，关于Z世代真正深入的研究，起步也不久，但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有启发性，如托马斯·科洛波洛斯的《圈层效应》、杰夫·弗若姆的《Z世代营销》，虽然似乎是市场营销或传播学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对Z世代特点的研究，既有实证基础，也有系统性，非常值得关注。

记者：面对“Z世代”这一广阔的、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作为教育者，应该有怎样的姿态和行动？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人类，Z世代都是一个全新的代群。以他们大脑神经系统和精神性格被网络技术改变与重塑为基础，他们也许是人类的一次新的开始，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一种新的人类。我们对Z世代的关注与研究，因此便显得非常迫切，这也要求研究者、教育者有更高的立意、更深远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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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文学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代——“Z世代”（Z Generation）的作家作品。以何言宏教授为指导教师，以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体，广泛联合不同学术背景的青年才俊，两脚踏中西方“Z世代”新兴文化，一心写学术界“全球化”精彩文章。希冀发当代“新青年”之心声，推动人文教育，促进学术思想和文学知识的社会传播。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0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