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郑律成的“赤子”人生

人民音乐家郑律成。

《延安颂》手稿。       郑小提 供图

　　“我的父亲不是高高在上的音乐大师，只是一个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的普通人。”

　　我拜访郑小提老师的那天，屋外北风呼啸，室内却沐浴在暖阳之中。我想请她聊一聊她的父亲，《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名《八路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人民音乐家郑律成先生。她欣然应允，却又沉默了片刻，似乎陷入了回忆。

　　“让我想想，从哪里说起呢……”

　　1938年，延安。

　　黄昏时分，宝塔山被夕阳染成一片金黄，延河水在余晖中闪着粼粼波光。一队队八路军战士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嘹亮的歌曲从城门走出，口号声、歌声与轻柔的晚风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充满希望与力量的画面。24岁的郑律成与几名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同学一起爬上半山坡，目睹这般景象，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

　　“给我写首歌词吧。”他对身边的莫耶（革命女作家，当时在鲁艺文学系学习）说。莫耶同样为此情此景所触动，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下了歌词。

　　因为不愿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1933年，郑律成背井离乡，从朝鲜光州（现韩国光州广域市）来到了中国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又毅然奔赴抗战的“灯塔”延安，随身带着的，只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把曼陀铃。不到半年时间，他明显感受到延安与沦陷区截然不同的氛围——这里虽物质条件不佳，但精神氛围积极向上，人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这种氛围深深感染了他。“我爱这个地方，爱这里的人民，爱这里的信仰、决心和力量。我日夜琢磨，想写一首歌。这首歌要是抒情的，又是战斗的，还要是歌颂的。”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拿到莫耶的歌词，郑律成非常高兴，没过几天就谱好了曲。他弹奏着曼陀铃，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一起在延安大礼堂合唱这首歌，歌名就叫《歌唱延安》，后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更名为《延安颂》。

　　《延安颂》写出了延安军民对延安的深厚眷恋之情，也真切地表达了全国进步青年对延安的无限向往与崇高敬意。这首歌如同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从延安飞向四面八方，歌声响彻神州大地，甚至跨越重洋，飞向海外。在美国医生马海德为抗战募捐的活动中，这首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一同在美国唱响，它那激昂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海外华侨与国际友人。

　　对创作这首歌的郑律成而言，对听到这首歌的每一名中华儿女而言，延安不是地理上的家乡，却是精神上的故乡。

　　从鲁艺毕业以后，郑律成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担任音乐指导。当时的抗大有上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郑律成的日常工作就是教他们唱歌。音乐最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抗大学员们住的是简陋的土窑洞，吃的是粗糙的小米饭，嘹亮的歌声却从未停息。他们开会前唱、吃饭前唱、列队走路时也唱，整个延安仿佛成了一座“歌咏之城”，震得四周地动山摇。

　　八路军战士们不断唱着激昂的歌曲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不一定唱得多么动听，但歌声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却让郑律成深受触动。“八路军那么大的部队到前方去跟日本人打仗，肯定得有股子‘向前向前向前’的‘冲劲儿’。”郑律成曾这样说道。

　　在延安的日子里，战士们带来的前方战况、胜利消息，以及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都深深感染着郑律成。1939年夏天，创作的冲动在郑律成心中萌发。当时，他与诗人公木住在同一个窑洞，公木经常到前方采访，他则去连队教唱歌。郑律成找到公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咱们一起合作，写一个大合唱，歌唱咱们的八路军。”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构想：这组歌要有进行曲，节奏要有力，句子要长短相间，要体现出骑兵“嘚嘚嘚”的马蹄声势、炮兵“轰隆隆”的雷霆气势……

　　公木被这个想法所打动，很快按照郑律成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郑律成欣喜若狂，把给这首歌词谱曲形容为“为虎添翼”。当公木告诉他“为虎添翼”不是一个褒义词时，郑律成爽朗地笑道：“我们这个‘虎’是吃日本侵略者的虎，是吃反动派的虎，让它‘添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

　　创作条件异常艰苦，没有钢琴，没有合适的乐器，郑律成就靠打拍子、反复吟唱来找寻灵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谱曲工作中，将战士们的精神风貌通过音符一一呈现。作品完成后，郑律成到连队教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简短明快、节奏鲜明、朗朗上口，战士们学得特别快。

　　这组歌曲很快就传遍了延安，并随着战士们的足迹，回响在每一个抗日根据地和战场上，特别是《八路军进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迅速受到所有抗日战士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进行曲》后来在滇缅战场演出时（使用的名字为1940年在重庆《新音乐》月刊发表时所用的《军队进行曲》），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大为赞赏，甚至打算将其作为新一军的军歌。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歌曲，他却豁达地说：“只要是抗日的歌曲，我们就大声唱！”

　　这组《八路军大合唱》，共包括《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等八首歌。通过这些歌曲，郑律成将八路军的精神气质转化为永恒的音乐记忆，让我们得以通过旋律感受那段峥嵘岁月里中国军人的铁血丹心。

　　抗战胜利后，朝鲜半岛光复。郑律成回到朝鲜，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委宣传部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等职务，还组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从演员选拔到节目编排都亲力亲为。在朝鲜期间，他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作品，带领团队深入基层演出，将文艺送到战士和群众身边。

　　新中国成立前夕，郑律成的妻子丁雪松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代表，同时任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郑律成在朝鲜担任重要职务。中朝两国分别建国后，这种跨国工作的特殊情况，使他们的家庭面临现实困境，郑律成也面临人生重大选择。

　　“我是共产党员，在哪里都是做社会主义事业。”经过慎重考虑，郑律成决定携家人返回中国。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对妻子的不舍，也有对中国的深厚情感——1933年就来到中国的郑律成，始终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眼见同胞又要遭受战争的磨难，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但办理手续的朝鲜外务省同志帮他下定了决心：“你还可以以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再到朝鲜来，援助朝鲜的抗战。”

　　1950年10月，平壤失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郑律成历经波折回到北京，并加入中国国籍。同年12月，他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成员的身份返回朝鲜，随志愿军战士们一直推进到汉城附近，并与刘白羽合作了《歌唱白云山》，献给汉江前线的战斗英雄们。

　　回国后，郑律成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音乐工作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从事音乐创作。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深入海军、空军、森林工人、船工等不同群体中体验生活，足迹遍布神州大地。在四川，他与船工们同吃同住，记录下震撼人心的川江号子；在贵州，他发现了侗族大歌的和声魅力，并对这一珍贵的民族音乐遗产进行推广；在东北大兴安岭，他冒着严寒与伐木工人一起工作，收集民间音乐素材。这些深入生活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素材和真挚的情感。

　　夕阳悄然溜进西窗。从延安到平壤，从平壤到北京，在郑小提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军歌之父”与音乐、与时代同行的一生，波澜壮阔，但终归平静。

　　“音乐创作需要生活，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就算写出来也只是技巧的堆砌。”郑小提用“生活”二字作为总结，“不管到哪里，父亲总要下去生活。他对生活的热爱，是我最佩服的。”

　　1956年，郑小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也成了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本以为这是一个家学传承的故事，她却笑着说，父亲几乎没教过她弹钢琴，反而喜欢带她去打猎和打鱼。

　　在音乐创作上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郑律成，在生活中却是一位充满情趣的父亲、一个性情直率的普通人。一次，郑律成骑车带着女儿去野外打猎，远远看到一个人影，郑律成便大声喊道：“老乡，有没有看到兔子？”那个人把帽子一摘：“秃子？在这儿呢！”父女俩笑得前仰后合。“他还教我如何打好提前量瞄准。我哪里学得会？看到兔子开枪就打，后坐力直震得我往后倒。”郑小提说。后来，郑律成还把打到的兔子包起来，带给一位爱吃猫肉的朋友：“我给你带了只野猫（北京部分地区方言中兔子被叫作‘野猫’）！”吃完之后，郑律成告诉他是兔肉，朋友还坚决不承认。

　　郑小提从小学就开始住校。每周六回家，周日去学校，父亲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接送，她总是放着后面的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前杠上。高兴起来，郑律成就会唱歌。“他学过声乐，声音确实好，走到哪里都唱。”在四川采风时，船工们起初有些拘谨，郑律成开口唱起歌，大家纷纷放开嗓子一起唱，很快就打成一片，一起在船上嗑瓜子、拉家常。

　　有时，郑律成还会去打鱼。他不太喜欢钓鱼，更多的是撒网捕鱼，甚至发明了一个能把渔网拉到对岸的小机动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常常把捕到的鱼分给其他人，也因此有许多“鱼友”。郑律成去世后，朋友们一直惦念着他，每逢忌日都会去八宝山祭奠，有时还带着刚捕的鱼。

　　在郑小提看来，父亲的一生就是对赤子之心的最好诠释。他对音乐的热爱纯粹而强烈，对生活的态度乐观而积极，对信仰则始终如一地执着与坚定。他爱朝鲜，因那里是血脉相连的故土；爱中国，因这里是给予他理想与归属的精神家园。他用音符作舟，在烽火与山河间摆渡必胜的信念；以旋律为旗，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正是这份赤诚，让他的音乐超越了时代与疆界，成为穿透历史烟云的不朽回声。

《中国教育报》2025年12月05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