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85年的幸福

教了85年的书，现在还在带研究生，还是最高龄的“网课主播”。他说“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在他看来，“教师是最有幸福感的人，学生毕业后他永远是你的学生，师生的关系永远存在”。2020年8月4日，厦门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奠基人——潘懋元教授隆重庆祝百岁生日并举办学术论坛。在百岁生日会上，潘懋元教授依然道出了这样的心声“假如我还有来生的话，我还是愿意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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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生于1920年，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奠基者。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曾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主要编著有《高等教育学讲座》《高等教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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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当老师失败决心去念师范

我15岁那年在家乡广东省揭阳市的私立树德小学当教师，是兼职。当时因为要陪二哥回家乡去养病，我上午照顾二哥，下午就去上课，一般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术一个小时语文，当时书教得不好，有些学生很调皮。从前的学生不一定都很小，有小有大，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有些到了十四五岁还在念小学，所以当时有些学生比我年龄都大。而低年级的有些学生5岁就来念小学了，当时私立学校没那么严格，也没有太多硬性规定。

我喜欢当老师，原因是第一次当老师失败了。我就自问：为什么别人当老师可以当得好，我会失败？为什么别人上课学生都很乖，我上课学生就乱哄哄？为什么别人上一堂课从头到尾安排得那么好，我准备了很久上去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没话说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找了当老师的书、谈及教学方法的报刊来看，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个好老师。后来我念了四年大学，主修教育学，而且通过勤工俭学边学边教，实际上大学四年里都没有离开过讲台。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兼做一些研究和行政工作，所以一辈子走过来都在当老师。

当时决心去念师范，我的信念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不怕失败，坚持下去才能成功。在高中阶段，我不读普高，而决心进中等师范学校。当时中等师范学校普通课程比较少，但是有许多教育课程，如一年级上《教育概论》，二年级上《小学教材教法》，正好是针对我当时的缺陷，觉得很有用。而且有一门《教育心理学》，虽然内容很简单，但心理学是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让我很感兴趣，认识到当教师一定要学好教育心理学。

1938年抗战发生的第二年，敌机轰炸，我所在的学校停课，只好辗转到一所农村小学——普宁县流沙墟泥溝乡锲金小学任教并做训育主任。那时，一般比较完整的小学大概有六七位教师，基本上每个教师负责一个班，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都是兼职的。学校里也没有专职的工人，一般是学生轮值打扫卫生，教师也值日，还要负责烧饭；有的学校教师轮流到学生家里去吃派饭，这个学生家吃一天，那个学生家吃一天。印象中，我只吃过一次这种安排到学生家的派饭。我做训育主任期间，除了经常对学生宣传抗战之外，主要是带学生开展劳动。

抗战时期的农村，教书没有太多规定，课程基本是按照规定的课程上，但是教材不一定都买规定的教科书。记得锲金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地下党员，教师中也有地下党员。我虽然不是地下党员，但也有机会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地下党领导下的青抗会参加活动。抗战时期的教材内容常常涉及抗战故事和歌曲。平时大家也讨论教学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还负责教一门《新文字》，就是用拼音文字写地方语言。我们常常用潮州话上课，用潮州话注拼音，小孩子非常喜欢，因为只需要学习20多个拼音符号，学会拼音读写都很方便。每个星期上一个小时的文字课，一个学期十几个小时下来，连小学一年级小孩子也会写信了。我离开小学任教后，还常常用新文字跟小学生通信。当时我们晚上还有夜校，学生是乡里的青壮年，讲课内容主要是日寇来了如何打游击，是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学来的知识。

到了1939年上学期，我还在农村小学教书，当时小学的生活相当艰苦，没有宿舍就住在祠堂里，祠堂中间是大厅，两边有两个小房子叫耳房，一个耳房可以住一个教师，其他教师就住在祠堂大厅，也有教师住学生家里的。1940年我又教了一个学期书，暑期就走路从揭阳到福建长汀报考厦门大学，第一年没有被录取，因为我的数理化有点弱，通过自学一年后，1941年才进入厦大。

在厦大既做学生又当教师

我念大学的时候边学习边兼课。1941年至1942年，我念大一，当时厦门大学设有闽西救济金专门帮助贫困学生。领取救济金是需要提供服务的，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名额每月16元钱，由于申请者多，我只得到半个名额8元钱。所提到的服务，第一学期就是指定我帮大一国文老师、著名文学家施蛰存教授做事情。当时只有油印机没有复印机，施蛰存教授只要我替他抄一些东西，有时是刻写讲义，有时是从报刊上帮他抄参考资料。因为我是教育系学生，第二学期就被派到乐育小学教书，就在厦门大学边上。乐育小学当时相当于厦门大学的附属小学，许多厦门大学教职工子女都在那里读书。我一天差不多上两个小时的课，时任校长萨本栋的两个儿子都在那所学校读书，现在他们还叫我老师。读大二时，我被介绍到县立中山小学去兼课，教了半年多，大三的下学期到县立中学当老师，教一个班的国文和公民两门课。校长是历史系的校友陈诗启先生。当时厦门大学许多师生都在长汀的中小学兼任教师，我当时算半个教师，可以拿半份工资，一个月有半担米，还有一点工资，买文具、做衣服够用了。

当时国文课一个星期大概6小时，但一个教师每周要上16-18小时课，所以就要兼教历史、地理或者公民课。公民课主要上公民知识。当时我一边在大学念教育系课程，一边在外面教书，或多或少把一些思想运用到实践中。比如说，当时我教学生国文课，就把学生带到校外去教如何写作文。

长汀有一个梅林，是休闲之地，大家在那儿玩、看风景，然后在那边写作文。当时我就动脑筋搞一些如此这般的教学花样。大四时，长汀县中换了一个校长康誴，是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教授的学生。他本来已经请了一个教务主任，开学前突然写信说来不了了。校长就找李培囿教授，李培囿教授就介绍我去当教务主任。所以毕业班那年我够紧张的，要写毕业论文，要在大学上课，要当教务主任，还要教书。我当时教一门动物学，边备课边教，并从厦大生物系借来许多动物标本。学生很高兴，每次好奇老师会拿什么标本来。这些标本既有天上飞的鸟，也有水里游的鱼。后来有一个学生还成为著名的鱼类学学者。当时厦门大学迁到长汀给当地学校解决了师资问题，大学生要当个老师是不难的，单位抢着要。

此外，从大三开始，我还担任厦门大学教育系的社会服务处主任、系教育学会会长等工作，可以说集学习、教学和行政工作、社会活动于一身，繁忙异常，却情趣盎然。长汀县中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如今虽已时隔80年，当年的一些人和事仍然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

办了30多年的学术沙龙

在长期的教书过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导师的指导不一定在课堂上或论文指导中，更多是在平时师生交谈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我同研究生建立了一种家庭访谈制。

周末晚上是我接待研究生的时间，大家自由参加，从天下大事到个人生活，从学术争论到工作方法，清茶一杯，无所不谈。有时有预定主题，有时没有预定内容，大家发表意见没有什么拘束，这样容易谈出许多真实想法，也密切了师生感情。研究生对此很感兴趣，觉得从中颇有收获；其实，导师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知识。

开始办沙龙也不是非常明确，我主要受两件事的启发。其一是王亚南当校长时，周末常常把他的研究生召集到一起聊一聊、谈一谈，他的研究生感到很受益；其二是许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是在午餐会或者是咖啡馆聊天聊出来的。我当时住在厦门大学的东村，东村后侧就是研究生的宿舍，大家都很近，所以星期六晚上就到我家里来。过去是星期天才休息，星期六晚上大家比较有空，就这样聚在一起谈。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二十几个人，大家感觉到很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有些点子要找人谈一谈，这里提供一个地方可以来谈；有的写论文时卡壳了，写不下去，有些问题没弄清楚，就来找我。我说，你不要单独找我，我们一起到沙龙上谈，因此慢慢就形成一个传统。

后来我搬到前埔了，距离学校十几公里，我当时想以后沙龙怎么办？要不在学校里找一间教室聚谈，但到教室会感觉有如上课似的，学生就会认为非来不可，增加了负担，还是在家里换个环境比较亲切自然一些。我当时还担心学生晚上乘车往返既不方便又花时间，后来来的人仍然很多，而且风雨无阻，有时下雨，有时天很冷，他们怎么还愿意来啊？有人说，星期六晚上大家一起坐车来很热闹，谈了以后回去的路上还常常争论。这一路是风景非常好的环岛路。大家也很自觉，每次来一般20多人，最多时来了60多人，那就没办法，只好坐到客厅的过道去了。

我认为这种沙龙形式自由一些好，有些时候有题目；有些时候外面来了一个客人，请他（她）谈谈；有时是谁到外面去，有什么心得聊聊；甚至有时什么也没有，也可以来，我们谈谈别的，谈生活、谈兴趣爱好也可以。有一次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正好沙龙也是那天晚上举行，学生也来了，别人都去看足球赛了，那我们也看足球赛吧。其他老师也这么做了，各人不同，有些是在教室里进行，有些是一年举行几次，还有许多研究生毕业以后当老师，也开始组织自己的沙龙。大家觉得这样很有收获。因为在大学念书，不仅是学一点知识，还要学能力，做实习、实训，但大学不只是这些，还应该形成一种学术环境，对人进行熏陶。我们认为，这种环境对人的熏陶是无声的，很自然的。一个青年人在成长期间，环境的熏陶对性格各方面都是起作用的，对研究生来说，他们已经进入学术的殿堂，那么这里的熏陶也好、知识也好，会让他们无形之中得到很多好处。所以我主持研究院的时候，规定星期一上午必须有个学术讨论会，请专家或本院师生做学术报告；其他时间可以搞一些沙龙式的学术活动，现在研究生自己也组织一些沙龙，虽然不是很经常，但这就形成了一个学术气氛，对今后大有好处。现在许多毕业生对于过去课程学习的东西忘了很多，但对沙龙这个环境念念不忘。

当老师茶永远不凉

今年我100岁，从教85周年。我说的从教85周年不是教教停停的，基本上都在教书，真正停下来可能是我当厦门大学教务处长时的那几年，大约是1960-1963年间，教育系调整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历史等系不再培养师资，没有自己的学生。但是我想办法要教书，教什么呢？那时中文系、经济系规定要修逻辑学。当时没有逻辑学教师，我自告奋勇到经济系、中文系去教逻辑学，经济系、中文系有不少学生上过我的课。所以一个当老师的人没有学生是很苦恼的事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自己创建了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后来招研究生，所以到80年代才又有了自己指导的学生。我跟学生说，各行各业都有好处，但是我个人偏好当老师，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同。

常常会有人问我：什么职业是最幸福的，最有幸福感的？就我来说，所有职业里教师这个职业是最幸福的，或者说是最能够产生幸福感的职业。因为其他职业有的是对着枯燥的数字，一天到晚对着算盘或电脑等；有的对着物，对着机器和产品，不是对着有感情的对象。经商对着的是顾客，做生意时有来往，有时还表现得很热情，但“人一去，茶就凉”。当老师，茶永远不凉。

老师每天面对活泼的儿童、少年，朝气蓬勃的青年。这种幸福感不是来自金钱的收入、地位的高低。大笔的金钱收入可能一下子让人有幸福感，比如说中了彩票，但这种幸福是一时的，过一阵儿你可能就苦恼了，现在突然有了大笔钱，怎么处理啊？放在家里怕被偷抢，存入银行忧心贬值，进行投资又怕亏败。教师对着活生生的儿童、少年、青年，看着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断在成长，正如父母看着孩子成长一样，最有幸福感。当然，每个老师可能体会有所不同。

现在有人调查过许多国家，看哪个国家幸福感最高，结果最有幸福感的国家并不是那些强大的特别有钱的国家。幸福感跟富裕、地位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自己觉得值得、觉得满足。因此，教师很容易成为最有幸福感的人，学生即使毕业了，也永远是你的学生，师生关系永远存在。当然，如果教师一天到晚不安心、苦恼，跟人家攀比，那就很难说。你不爱学生，觉得学生麻烦、累赘，那么你就没有幸福感了。因此我觉得教师最有可能有幸福感，但是要靠自己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你关心他们，他们关心你，很自然的。比如说，已经毕业的博士巴果回到西藏后，首先她打电话告诉我“到家了”，过几天她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去日喀则参加一个小学校长的培训班，她要去作一个报告，许多毕业的学生都常常告诉我他们的近况，让我觉得很欣慰。有些学生毕业后组织聚会，他们也邀请我去。我到湛江师范学院开个会，也有很多我的学生去，卢晓中、韩延明、张应强、刘志文等，一半是我们不同时期毕业的学生，现在他们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一席之地，所以与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学生的成就也就是我们的成就，当然也有学生毕业后没有消息了，我会常常打听他们的消息。

学生常常说我关心他们，实际上学生给予我的更多，对我的关心更多，如刁瑜、陈萦、吴滨如、陈斌等，我的生活习惯他们比我还熟悉，好几次我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是他们照顾我。有一次去武汉调研，突然降温下大雪，吴滨如赶紧去给我买羽绒衣，实际上我带了厚衣服，这种师生的互相关心是很自然的，跟父母儿女不同之处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一定不亲，后天比先天可能还更重要。现在，一些大学的师生关系越来越淡漠或者说越来越功利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会产生。我以前说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它好或不好，不是人们选择的。我们要去适应，尽可能发挥它的积极面，尽可能减少它的消极面。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可以更快地推动社会发展，但的的确确也会产生一切为了金钱这样的消极影响，人的关系淡漠、功利化，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尽力减少它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要尽可能使师生关系密切。现在学生多了，也是一个原因。现在小学一个班五六十人，过去我们高教所就几个学生，现在一个班二三十个。我以前当过小学校长，规定每个老师对每个学生每个月都做一次家访，那时一个班就20人左右，很少超过30人的，下午放学老师去家访可以走两三家，现在一个班五六十人，要做家访很不容易。不管怎么说，职业不仅仅是为了拿工资不得不做的事情，只要爱业敬业，你就可以在职业里获得幸福和乐趣。

就在今年6月，我还做了网课主播。应教育部邀请，我在网上做了有关高校发展的报告。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下辈子我还是会选择当老师！

（作者单位系厦门大学）

《中国教师报》2020年08月1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