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山：身许革命，心系教育

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北京大学教育系创始人之一，北京艺文中学校长，是中国早期教育改革的先驱人物。1928年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是李大钊之后被张作霖杀害的另一位革命家，年仅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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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事件，鲁迅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让此事家喻户晓。这一天逝去的，除了刘和珍等人，还有一个未成年中学生陈时芬。

陈时芬是北京艺文中学的学生。这一天，他们在教务长顾淑型的带领下，参加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下午一时左右，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陈时芬当场牺牲，教务长也受了伤。

第二天，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与国立九校教职员代表蒋梦麟、马名海等人，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政府当局办理交涉事宜。

高仁山，不仅是艺文中学的校长，还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更是北京大学教育系的重要创始人。三·一八惨案后半年，他在《这是什么政府》一文中说：“最不堪的，就是在首都之下，外人经营的协和医学、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等，开学开得有声有色，上课上得兴高采烈，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国立学校，居然逼得奄奄待毙，鸦雀无声，怪矣哉……请问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摧残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事业——教育的一个政府？”

如果说北京大学教育系是高仁山的理想所系，那么艺文中学则是高仁山教育理念实践的平台。艺文中学遭此大难，焉能不气愤？

高仁山是江苏江阴人，小学期间就读立本学堂，“生性刚直，聪明好学，对所学过目不忘，对老师讲的课也能深刻理解，尤其能俭约治身，人我一视同仁，故深受师长父母的钟爱”。他的老师吴研因在《十八年前的小朋友高仁山》一文中说：“我从没有见他生气或者和同学吵嘴一次，他总是温文尔雅、敦厚和平的。他年纪虽小，但是很像一个老成的少年。”

直到17岁，高仁山随父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成为好友。毕业后，他东渡扶桑，到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留学期间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按照这五步计划，他果然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学习和研究教育。1922年，高仁山收到蔡元培的邀请，次年回到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开始实践平生所学，意欲一展抱负。在高仁山的建议下，北大有了教育系，他先后出任系副主任和主任，成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1925年，高仁山联合胡适、陈翰笙等人，创办艺文中学（现北京第二十八中学），办学宗旨是：开办适合中国现代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基于此，艺文中学实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其基本原则是“自由，合作，时间预算”。“自由”，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动、自觉、自主之精神，自由计划自己的工作”，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一切都“自己去挑选，去辨别，去评定，使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身对于行为知识职业种种方面随时随地地求适应、求进步，做个真正能自动、能自治的人”。艺文中学将班级改为各科作业室，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这是全中国最早实行道尔顿制的学校，对传统教学模式具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高仁山自己的命运比艺文中学更为艰难。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李大钊等先辈惨遭杀害之后，参加革命的高仁山于当年9月亦被捕入狱，后遭到枪决。

有人曾回忆：“我家的一位老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终时也表现出这种草莽英雄气概。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从囚车里呼出的热气，朦胧了高仁山的脸庞。临刑前敌人让他跪下，他挺直腰板就是不跪，撩起长袍，慢慢坐下。一声枪响，结束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也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教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中国教师报》2022年02月2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