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对入选课文进行修改加工

　　编者按

　　为更好地搭建教材建设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桥梁，及时回应师生家长对教材热点问题的关切，中国教育报开设“教材热点面对面”专栏，邀请教材编写专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教材研究者等围绕相关热点议题撰文，阐释教材编写与修订背后的科学依据、育人理念、价值导向等，以增进大家对教材建设规律的理解，敬请关注。

　　语文教材是亿万青少年学习规范语言、传承优秀文化、塑造健康心灵的主渠道。课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内容，对于学生的情感熏染、认同意识和集体记忆培育起到重要作用。公众对教材的记忆主要在课文，课文的选篇变动、词句调整往往牵动着大众的神经，引发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课文跟小时候背的不一样了？为什么跟我读到的作者原文不一样？这两个问题指向的就是课文修改问题。

　　与一般读物不同，课文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应该积极向上、文质兼美、语言典范，编教材时要认真挑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选出的文章要适合教与学的要求，对其中存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要按照一定的编写规范和流程，做一点修改加工。每一篇课文的选定与修改，都绝非轻率之举，也绝非个人行为，而是经过字斟句酌、审慎研判、集体决策的专业操作，往往汇聚着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一线教师的集体智慧。

　　语言层面

　　确保表达的规范性

　　课文是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本，文本的语言表达要有较高的质量，既要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用语、用字准确，又要条理清晰，有一定的表现力。叶圣陶先生在《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室》中，明确提出“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许多文章从“质”的方面也就是思想内容和情感内涵上看足为典范，但在“文”的方面也就是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上，可能“小有疵类”，比如存在“意不明确”“语违典则”之处，或间有“流行之赘语，碍口之累句”。

　　有的作品选入教材用作课文，如果不修改加工，难免影响学生对规范语言的认知，因此做一定的修改加工，以“期于尽善”。叶圣陶先生认为：“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也就是说，修改加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质兼美”，即让课文形式与内容达到和谐统一，使其成为语言学习和人文熏陶的最佳范本。课文修改大多在这方面着眼。例如，1959年，语文教材编写组拟选用高尔基的《海燕》作为课文，专门联系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希望他能够重译此文，因为“用作教材，译文必须求其规范化”。戈宝权当即根据俄文作了重译，收入当年出版的语文教材中。此后吸收读者和编辑室意见，又先后修改五版，最终才形成我们目前熟悉的经典版本。像开头一句，原作“风聚集着乌云”，读起来不够铿锵有力，“聚集”略显平淡，显示不出乌云密布的气势，在后来的版本中改为“狂风卷集着乌云”，效果有了显著的不同。

　　语言是活的文化，它随着社会的脉搏一同跳动，沉淀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数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作品，其语言习惯、词汇用法、语法结构难免与当代通用的现代汉语规范之间存在差异。对于一些因时代变迁而已显生涩、拗口或已不再通用的词汇和句式，进行适当的修改或注释，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避免将当前看来已经非典型的语言现象误认为标准。比如，郭沫若《白鹭》一文“田的大小好象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中的“好象”，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形不一致，在选入课文时就将其改为“好像”。

　　教育层面

　　确保教材的适切性

　　教材是教与学的工具，一切内容的设置都必须服务于特定读者对象即青少年的学习需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选入教材的课文，不同于大众阅读的文本，往往要凸显其典范性和育人价值，符合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和心理特征，帮助学生汲取各方面营养。青少年的阅读能力是渐进发展的，不同学段对课文的篇幅、深度、难度等有不同的要求；青少年的心理是逐渐成熟的，要审慎评估课文内容对学生心理成长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教材的体系设计，也决定了每一篇课文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和学习重点。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课文的修改加工。

　　为了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接受度，一般会对文本进行修改。青少年在阅读方面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结构紧凑、篇幅适中的文章更符合他们的阅读水平，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青睐。将篇幅过长、结构略显松散或情节推进缓慢的文章进行适当删节，是为了让文本的育人价值更为凸显、学习的目标更为聚焦，也是为了确保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达成最佳的学习效果。这种处理是基于学习需要的“二度创作”，其目的是让经典文本能更顺利地被年轻一代所感知和接纳。

　　有时候，考虑青少年的接受能力，也会对文本进行修改。不同学段的学生，其心理承受力、认知水平和情感体验均有所不同。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文章中存在的不适合其心智、认知的表述，可能会对他们的学习产生压力，对其心理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选入教材时，会以审慎的态度，对这类内容进行“软化”处理或选择性呈现，这是一种对青少年心智的保护，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毕竟，教育的艺术在于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价值层面

　　确保教材的时代性

　　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更新。教材作为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价值导向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频共振。

　　最重要的，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材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体现国家意志，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课文的修改，是确保其思想内容健康向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对于涉及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等重大主题的内容，其表述必须严谨、准确，与党中央最新精神保持一致，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另外，还要强化现代文明素养培育。统编教材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生命意识、平等思想、民族团结、生态意识、科学精神等。因此，对文本中存在的已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如性别刻板印象、对特定地域或群体的片面描写、对大自然的征服式态度等）进行修正，通过文本向学生展示一个更平等、更包容、更和谐的社会图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事实层面

　　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题材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地质等诸多学科，可能包含各方面数据、各学科术语、各领域知识，都要求准确无误。因为撰写时的条件限制，有些文章的原文会出现数据错误、术语误用、表述不当，甚至知识性错误等，就需要根据权威资料进行修正。

　　例如德国作家柏吉尔的《琥珀》一文，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在德文版原文中，开头部分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莫算来，总有几千年了。”1954年由顾均正翻译的中文译本，此处的时间表述为“约莫算来，总有上万年了”。到底应该是多少年？就文章中提及的琥珀形成时间问题，编写组咨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国家自然博物馆等权威机构研究琥珀的专家意见，将课文首句改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莫算来，总有几千万年了。”再如茅以昇先生的《中国石拱桥》，文中提到江东桥，说它“修建于800年前”。经查核权威资料，江东桥是宋代嘉熙二年（1238）开始改建为梁式石桥的，距离此文撰写时只有700多年；即使上溯到嘉定七年（1214）建造石墩木面桥的时代，也不到800年。作者茅以昇先生专门写有《洛阳桥与江东桥》一文（载于1962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对江东桥的建造过程有着准确的记述。课文原文中的“800年”恐怕是一时笔误。考虑到这些因素，统编教材将原文的表述修改为“修建于700多年前”。

　　在尊重原创性与

　　坚守教育性之间取得平衡

　　是否对课文做修改加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有的教师表示欢迎，专门撰文详加分析，并将修改的例子用作咬文嚼字的典型案例。比如，湖北武汉的陈裕鸿老师说，经过（编者）修改加工，“课文有了提高：不够严密的变严密了，不合逻辑的合乎逻辑了，不规范的变规范了，上下文缺乏照应的有照应了……课本的编者精益求精，这种做法和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也有教师提出疑问：“这是否损害了文本的原貌与作者的原创性？”甚至表达担忧：“我们是否用一种‘过度保护’剥夺了学生接触真实、复杂文本并形成独立判断的机会？”

　　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修改或多或少会使课文偏离作品的原貌，所以，需要把握一个“度”，即在保证文字规范性和教育适切性、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以最小的改动，运用最符合原文风格的措辞，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体现文本的原貌。对此，语文教育教学前辈们有着清醒的认知。叶圣陶先生指出，要进行修改加工，务要“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加工焉”。人教社中语室原主任黄光硕先生则提出：“修改要非常慎重，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作者负责，错了才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特别要注意‘必要’二字。改动过多，可改可不改的也改了，或损伤了原作的精华和风格，都是不妥当的。”（《课文的语言文字要合乎规范》）因此，教材修改课文，始终秉持“避免损害作者原意和风格”“能不改则不改，可改的尽量少改”的原则，保持最大限度的审慎，认真研读，反复考量，集体研判，力求在改与不改之间取得平衡。此外，主动联系作者，征得他们的同意，请他们操刀修改或者审看修改稿，更是尊重作者版权和保护作者原创性的必要举措。在这方面，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教材编者与课文作家就文本修改的往还书信，其中有不少“咬文嚼字”的佳话，见证着编者与作家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成就，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至于课文修改是否是一种“过度保护”，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许多人认为，教育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越性，语文教材要善于营造纯真、美丽、诗意的氛围，以维护并培养孩子们的善性和想象力。适度地修改，消除一些消极情绪、不良导向的影响，对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格是有帮助的。当然，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素养，教师也可以在教学时引入原文，引导学生对照辨析、思考，形成自己的认知。

　　总之，语文教材对课文的修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交织着语言规范的刚性要求、教育科学的客观规律、价值引领的时代使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宏观考量。它是一种必要的“优化”，可以确保教材作为精准高效的学习工具，将语言之美、文学之美和价值观之善有效传递给一代代学子。当然，编者更应审慎再审慎，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文本修改与教育需求的统一。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中国教育报》2025年11月10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