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实践现状与机遇

[摘要]海外留学生天然扮演着中国故事讲述者的角色，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研究运用访谈法，聚焦17名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实际经历，并对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重点提炼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时代新机。本研究还归纳了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时代新机，首先是在文化不断“失味”的情况下，不再新奇的留学生形象有助于当地民众更好地接受中国故事内容；其次是留学生亲身经历的中国故事往往蕴含着实践意义，易于被外国友人理解和认同。

[关键词]海外留学生；中国故事；国际传播

随着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故事这一时代命题不断面临新的讲述机遇。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海外留学生群体天然扮演着中国故事讲述者的角色，但这一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1978至2019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仅在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就已突破70万。[1]此外，国家一向鼓励和支持在外留学人员团体开展多样性的健康活动，积极组织参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以此宣扬中华文化。[2]一言以蔽之，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大有可为。

一、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对象“海外留学生”指的是赴国外高等院校留学的中国籍学生。由于海外留学生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大情境是人与人的实际接触，且存在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因此多被归为人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结合的研究范畴。目前，国内针对留学生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来华留学生的人际互动，对出国留学生的人际传播现状探讨不多。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海外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成为一时的探讨主题。有学者对悉尼地区中国留学生社交生活的研究发现，即时性社交工具提供的新型人际传播社交状态一方面拉近了海外留学生与内群的距离，另一方面又致使其产生人际交往依赖；[3]还有学者研究了在韩海外留学生的社交网络使用情况，发现社交网络使用依恋与个人连接及社交资本之间呈正向关系；[4]也有学者对留学生如何与东道国建立积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留学生有作为国家公共关系战略的公众潜力，且食物是其与东道主文化联系起来的关键；[5]另外，彼此陌生的大学生在交往的不同阶段，往往会经历从网络社交平台到即时通讯工具再到电话直呼的媒介使用顺序，不过，男性留学生对这一顺序没有明确感知。[6]

目前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共识是，请外国友人真正来到中国，用切身经历否定西方舆论中对于中国的污名化报道较为有效，所以不少有关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常常着眼于来华留学生如何作为“二传手”讲好中国故事，如以在华留学生为中介探讨中国故事传与受的结构性偏差，[7]但对在外中国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所见不多。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在收集数据时，采用了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在处理数据时，使用NVivo12plus软件对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现状进行编码。相应的编码模式讲求在构建理论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归纳研究对象的核心概念，并且通过建立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来构建理论，主要操作有三个步骤：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与核心式登录。[8]NVivo12plus是一款适合于编码的计算机辅助研究软件，能够帮助研究者清晰整理出以访谈文本为形式的定性数据。

（二）样本介绍与研究过程

为确保访谈对象在专业背景与留学国家等方面存在区分度，本研究尽可能保证访谈对象整体特征存在多元性，在性别、年龄、学历层次和留学时间段等各个指标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尤其不同的是留学目的国，基本保证了访谈对象一人一国、涵盖五大洲的分布情况。最终有17位留学生参加了线上或线下访谈，访谈时间均不少于一小时。被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如下：A（男，留学日本，亚洲）；B（男，留学韩国，亚洲）；C（男，留学新加坡，亚洲）；D（女，留学马来西亚，亚洲）；E（男，留学伊朗，亚洲）；F（女，留学英国，欧洲）；G（女，留学法国，欧洲）；H（女，留学德国，欧洲）；I（男，留学德国，欧洲）；J（男，留学西班牙，欧洲）；K（女，留学芬兰，欧洲）；L（男，留学白俄罗斯，欧洲）；M（男，留学美国，美洲）；N（女，留学加拿大，美洲）；O（男，留学坦桑尼亚，非洲）；P（女，留学坦桑尼亚，非洲）；Q（男，留学澳大利亚，大洋洲）。

三、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三重困境

为达到还原采访资料的目的，在执行开放式登录时，编码者试图将个人固有立场悬置，对海外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提炼出一些既有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进行整合，形成了一级编码（自由节点）和12个码号。

关联式登录意在发现及建立码号间的内在关系。本研究将开放式登录中获得的12个码号进行关联，将“遭遇刻板印象”“课堂融入难”“只能进行简单的生活上的沟通”“经常被问及信仰问题”“当地俚语听不懂”及“中国故事繁杂、不够具象”归纳到“语言与跨文化交流问题突出”；将“立场与和气都很重要，没必要钻牛角尖”“怕被认为企图改变他人看法”及“尽量避免探讨政治、民族及宗教议题”归纳到“选择性隐藏自身看法”；将“与当地人有很大距离感”“见到很多中国人抱团”及“尝试融入，对方很友善”归纳到“积极者融入，不适者抱团”中。因此，在关联式登录中形成了3个意义类属，即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3个关键节点：“语言与跨文化交流问题突出”“选择性隐藏自身看法”及“积极者融入，不适者抱团”。在最后一步核心式登录中，研究者将已发现的概念经过系统分析，并选择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类属”，将大部分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中。最终，本研究的核心类属界定为“文化鸿沟”“立场藏匿”与“不适者抱团”。

（一）文化鸿沟：语言与跨文化交流问题突出

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说话者会有目的地将语言代码用于社会性目的。除了诸如介绍祖国的课堂展示外，讲中国故事往往不是海外留学生的学习目的，其讲故事的行为往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但是，被访者可能会受限于如下因素从而导致讲述效果不佳：

一是自身的中国故事储备能力不足，以致陷入“想讲的不清楚，对方想听的不了解”的尴尬境地，出现了被追问乃至被问倒的状况。

二是语言能力不足，不少被访者向我们讲述了因语言不同而遭遇的种种困惑，问题多是听不懂对方言语、说不出自身心声等。这既挫伤了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热情，更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弱留学生与当地人的交流热情。有足够对话能力的故事讲述者才能造出恰当的句子，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自如地交流。受访人Q即产生过这样的情绪：

我有一段时间跟外国人交流时很自卑。因为我认为是我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的沟通有障碍……一般对方要向我再三、再四重复，会浪费时间。这可能导致我们沟通的效果整体下降。

三是中国故事体量庞杂且抽象，留学生往往难以驾驭。每类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交谈属性，暗含着自身交流的独特倾向。在高语境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是由社会文化的环境和情景来传递，而非直接的语言，显性语码负载的信息量在某些情境下相对较少。[9]中国文化是明显的高语境文化，而西方国家普遍属于低语境文化，这就意味着中国故事的部分内容与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被低语境文化中的民众充分理解。如受访人D谈道：

说到黄河文化，大家都一知半解，感觉谁都说不清黄河文化到底是啥，黄河精神到底是啥，中国文化偏概念……就其内容来讲，我觉得现在搭建起来的内容没有特别充足。

（二）立场藏匿：选择性隐藏自身看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不难找到有关“立场藏匿”的案例。有被访者表示，他们在进行跨文化实践时会有意隐藏部分立场以换取对方认同，塑造一种友好、容易交流、不十分偏激的性格形象。被访者表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部分留学生会为了强化自己在当地的文化融入，而选择对中国故事的良好形象建设产生负面作用。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被访者反映，有时立场隐藏不是一味退让，不能涉及自身原则问题。对于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视角寻找解释。相比个体主义文化而言，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往往会谨言慎行，避免与身边人直接发生正面冲突，一些不利于彼此间关系构建的话题或许会避而不谈。当然，如今的中国人或许正处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混合的状态。[10]有关于此的讨论还需进一步挖掘。

（三）不适者抱团：积极者融入的另一面

随着立场藏匿问题而来的，是部分留学生因为不能在当地产生较好的文化适应，从而缺失讲述中国故事所需的能力和热情。交际适应理论（CAT）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认定确切的群体界限的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比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倾向于消极应对试图在沟通过程中融合的外群成员。[11]

总体来说，中国人在一段关系中讲求“细水长流”，且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情感总是相对克制与内敛。这样的交友策略与情感调控在不少被访者看来，反而是对讲好中国故事的一大阻碍。不少留学生在留学前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跨文化训练，以至于抵达留学国家时突然陷入文化休克的窘境中，难以提升与当地人沟通时的自主性，进而逐渐放弃融入跨文化实践。根据研究结果看，从自身喜好与特长入手，把握好初入留学国的窗口期对于留学生融入当地社区和讲好中国故事大有裨益。被访者Q曾因语言基础不好而遭受沉重打击，但其通过提升自主性找准了交往的切入口，成功完成了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国内大部分学生不是特别爱健身，我特别爱健身，外国人也特别爱健身，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让我接触更多外国人。这可能是为什么我能比其他留学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朋友圈……我和外国人经常一起探讨吕小军的故事。”（Q）

四、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双重机遇

以上通过逐级编码探讨了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三个关键难题，我们再从被访者讲述中国故事的两类机遇视角进行探讨。

（一）“失味”面孔：当中国留学生不再新奇

“文化失味”原指一种传播策略，即通过一定方式将文化“去意志化”，伪装成“无味的文化”后再传播，日本经常使用文化失味策略传播国家文化，“神奇宝贝”“哆啦A梦”与“蜡笔小新”等热门IP都是例证。[12]不少被访者表示，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学，亚洲国家与部分发达国家民众对于中国人的戒备心正逐渐减弱，一些热门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民众对中国人的出现开始感到不足为奇。这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当地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逐步加深，另一方面又为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创造着时代机遇。符号学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也为我们看待这一问题提供了视角：作为动态的文化关系模式，文化标出性理论中的中项是多元的混合，它的摇摆和偏边对文化标出性起到决定性作用——标出项是正项和中项联合排拒的结果，中项偏边现象，是判断文化符号中标出项的重要依据。[13]当中国留学生不再成为当地的“标出项”，乃至被当地人视为社区天然的组成部分时，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会显得更自然客观，对方既定的“文化输出”偏见也会相对减弱。

此外，有留学生在中国游戏厂商出品的“失味”游戏中如鱼得水地帮助外国青年体验着中国独有的“集体智慧”。被访者I表示，大型出海游戏《原神》在国外获得成功，其“五行相生相克”的玩法以及主线与支线任务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格局观与集体主义精神印记，与之共玩的外国青年会觉得与中国青年玩家互帮互助的游戏体验是“令人感到温暖的”。

（二）亲身经历的故事蕴藏实践意义

作为成长于中华大地的儿女，海外留学生所在的地域和时代赋予其自身的独特经历，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故事文本。言行合一的故事在讲述上往往具备着实践意义，即中国故事不只是讲述样本，更是实践范本。基于个人经历的中国故事是轻量级的平民化叙事内容，比起高大、宏观和全面的文本呈现往往更有说服力。处于社交媒体时代的留学生掌握着文化传播的个性文本与跨国工具，这正是人际传播借助社交媒体传达中国故事的一种基点。诚然，这可能招致类似于“浅薄文化输出”与“文化碎片化”的非议，但留学生融入当地生活、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本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过程。个人化的中国故事有着极大触及当地民众的潜力，只有当了解中国的初始兴趣被有效唤醒，中国故事的倾听者才会有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故事内在与宏大精神的意愿，留学生的亲身经历正是触发外国友人兴趣的契机之一。

留学生亲身经历的文化故事往往存在着天然的叙事潜力，例如中国的抗疫故事。被访者纷纷表示，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在不少外国民众眼中，从最初的不理解转为了惊叹，中国疫情防控本身成为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不少海外留学生都是中国疫情防控过程的亲历者，他们基于自我经历的微观叙述是对国家宏观叙事的良好补充，是让各国民众了解、理解和认同中国的一扇窗口。再如中国孝老爱亲的故事，“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统美德，这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显得愈发重要。海外留学生不经意间对外国老年人的关怀体现了中国孝道，受到了国际友人认可。例如，被访者G在法国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本以为会引发对方反感（不愿承认自己老了），但却得到了对方的欣然接受和诚挚谢意。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美德具有被世界人民认可的潜力。留学生还可作为中国价值的传声筒，辅助国家层面的宏观传播，弥合信息鸿沟。例如，在非洲留学的学生表示，当地不少人士希望从中国进口小商品，却苦于无法获得相应渠道，转而向留学生打听“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政策与致富经验，这样的中国故事对当地人来说，或许正是改变自身财务状况的实践渠道。

本文立足于访谈材料，对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难题和机遇作出了梳理与探讨，对相关研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为寻找海外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共性关键，本研究在方法上采用了逐级编码方式，但在严格意义上尚不属于扎根理论范式。同样，受限于研究规模与访谈人数，整体样本只是相对接近饱和状态，难免有所疏漏。此外，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专业背景等指标各有不同，凡此指标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效果是否存在相关性影响还未可知。未来的研究可从上述起点出发，进行更加充分深入的探讨。（作者马博文系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传出版中心助理编辑，张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A/OL].(2020-12-14)[2022-05-14].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的通知[A/OL].(2015-07-01)[2022-05-14]. http://jsj.moe.gov.cn/news/1/544.shtml.

[3]王一鸣.手机媒体发展与悉尼地区中国留学生社交生活研究[D].吉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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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毅衡.符号学[M].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