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即培养使用工具的能力

康德在《论教育》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劳动教育，他说：“人们可以在游戏中忙碌，人们把这称为休闲中的忙碌；但人们也可以在强制中忙碌，而人们把这称为劳动。学校的控制性教育对孩子来说应当属于劳动，而自由的教育则应当是游戏。”强制性必然与自由性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学校教育是有纪律约束的，这种控制对教育者来说，就必须思考如何在强制性和自由性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让教师乐教、学生乐学。

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矛盾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美国学者伊万·伊利奇在《去学校化社会》一书中说：“青少年一旦听任课程教学形塑自己的想象，就会习惯于接受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计划。”现代学校制度伴随工业社会的到来而产生，对于知识的普及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所取得的革命性作用必须认可，但它所带来的弊端同样值得深思。从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开始，就把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生活作为教育的目标来界定，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基本秉持了斯宾塞的主张，把教育的功能实用化，劳动教育自然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许多学者认为，区别人与动物的一个特点就是是否会使用工具。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工具正在逐步取代人的诸多自然能力，比如行走，如今汽车已进入千家万户，迈开腿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于社会生产同样如此，人们生活似乎越来越便利，但同时也越来越被工具绑架。乃至有人说我们进入了“数据霸权时代”，从社会到学校的控制，自由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控制无处不在。不确定性是未来社会的特征，当下的劳动教育如何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个无法预设的目标。如此，给时下重提劳动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了劳动教育，他说：“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从问题导向来说，人们强调的往往就是当下我们教育中缺失的。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人类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人口红利逐步降低。加上这些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让许多人成了精英的陪练，许多年轻人学历看上去越来越高，劳动能力却越来越差，总是眼高手低，社会上那些“啃老族”就是最好的例证。前不久，媒体报道一所学校的班主任因为学生家长在殡仪馆工作而歧视家长，但是殡仪馆的工作恰恰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岗位。我们需要重新倡导“劳动不分贵贱，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

应对不确定的未来，需要有能够及时跨界和转型的人，社会分工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专业化的教育必须回到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全人教育”上来，也正如伊万·伊利奇所说：“时至今日，大量的学习似乎仍然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并且是工作和闲暇活动的副产品。”终身学习让学校教育的功能仅仅是奠基、点燃和引领，而不再是那一张文凭。回归教育的本真，人应该是使用工具而不是完全被工具绑架，使用工具的能力培养就是劳动教育。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

《中国教师报》2019年03月1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