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校园还很“年轻”，但有了百年学校文化的滋养，也会变得生机勃勃。如今，初中部里也竖起一块巨石，这是柳袁照远赴安徽灵璧觅得的，取名“相云峰”，与瑞云峰遥相呼应。在他看来，校园里的石头不仅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永恒的纪念。“再过一百年，校园可能不存在了。但只要看到这石头，人们就会记起有关学校的往事。”对校园里姿态万千的石头，柳袁照有着特殊的钟爱。他从石头中读出了一种大美不言的境界，一种坚定与执著的态度，恰如他对自身职业的理解和特立独行的追求。

　  起初来做校长，很多人替他捏一把汗。在人们眼里，性格直率、不善圆滑的柳袁照更像一介书生。但两年后，有位领导来学校，不禁感慨：“原以为柳袁照只会写文章，没想到从没当过校长的人，倒把学校办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了。”正因为没做过校长，柳袁照胸中少了条条框框的束缚，总能独辟蹊径。在外人看来，他好像一直在“大兴土木”。但老师们知道，校园改造都是在假期完成的。作为校长，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校管理上。

　  新官上任照例都要“烧几把火”，但到校第一天，柳袁照只简单地寒暄几句，不提任何目标。足足3个月，他没在全校作过一次正规讲话，只是不厌其烦地听课，拜访老教师。随着对校情的了解，柳袁照文化管理的思路逐渐清晰：“一个学校管理的境界与其历史文化、管理传统有关，但根本上在于，校长要和所有成员达成共识。”

　  “校长一来，就让中层干部每人拟订一份工作规划。”办公室主任杜勇记忆犹新。那时，杜勇是学校体卫处处长，教体育课，但他却“不务正业”写了份《关于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当时的想法很不成熟，后来一条都没实现。”柳袁照看后却大加赞赏：“一个体育教师能有这样的文化眼光！”半年后，杜勇被提拔为总务处副主任，负责校园文化建设。杜勇没让他失望，成了校园改造时的得力助手。这几年，校园里的碑匾设计都出自他的手。为做好这项工作，原本不懂书法的他翻遍了历代的书法作品，竟成了颇有研究的行家。

　  刚当校长时，有些事让柳袁照深感困惑。一次，他在办公会上布置一项任务。过了很久，当询问工作进度时，负责此事的老师却一拍脑袋说：“哎呀，我忘了！”还有一次，他向一位老师提要求。没想到，老师却不满地说：“这件事没法儿做，我只听年级主任的。”柳袁照又好气又好笑：“学校里往往是一级管一级，校长管副校长，副校长管教导主任，教导主任管年级主任，从校长到教师，中间隔着好几级呢。”

　  如此“遭遇”让他深入反思，寻找问题症结：“链条式管理效率太低，一个环节出错，全盘都受影响。”为此，他推出了一套“扁平化、网络化”的管理模式，降低管理重心，减少中间环节。

　  “比如，我还兼任年级部主任和政教主任，甚至还做过班主任。”副校长李丹老师解释说。尽管身兼数职，但主次不同。年级部是独立的管理实体，年级部主任直接对校长负责。其他像政教处、教研室等中层部门都是虚设，要为年级部服务。每一位管理人员既要作决策，又要亲自操作，被赋予更大自由度和自主权的同时，也要负起更大责任。对这项管理改革，柳袁照形象地比喻说：“就像把电路由‘串联’改为‘并联’，即便一条线路出故障，其他线路还照常运转。”

　  这是一座洋溢着古典魅力的校园，“传统”是她的呈现方式；这又是一种流淌着生命气息的教育，“现代”是她的精神内核。师生之间的平等、和谐，成了这里最动人的风景。

　  在苏州十中的北门两侧，元培楼与子冈楼相对而立，如两座巨塔，俯视着校园里的莘莘学子。

　  元培楼“楼记”上写道：“蔡元培，振华女中校董，民主革命家，中国现代教育之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子冈楼的“楼记”上说，彭子冈，振华女中校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杰出记者。

　  “子冈楼”三字，由彭子冈之子、作家徐城北题写。当时，他曾坦率地问道：“柳校长，我母亲虽然在新闻界有点名气，但无论成就、声望，都不能和蔡元培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这样是不是不太相称？”柳袁照回答：“如今提倡以人为本，落实到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老师无论有多高的地位，和学生都是平等的。这象征着苏州十中是一所师生平等的学校。”

　  同样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学术报告厅，门楣上“王鏊厅”三个大字，居然出自一位在校女生之手。王鏊是明代的大学士、学校创始人王谢长达的先祖。题字的女生名叫夏祖晗，因为书法特长被学校破格录取。一位是前代名士，一位是后辈学子，这样的组合，寓意不言自明。

　  在这里，平等的理念蕴藏在更多管理细节中。虽然校园不断在改造，不断有新工程，但至今没有修建行政楼，学校领导都和老师们一起办公。并非财力问题，因为只有校领导走近老师，老师才能走近学生。学校明确规定，校园里凡是对教师开放的地方，都对学生开放。

　  然而，真正的师生平等，绝不是简单的贴标签、喊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常的教育事件中教育者的态度和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