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工资”在提高教师收入的同时，也成了学校不均衡的体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校的竞争就是校办企业的竞争”已经转变为收取“赞助费”多少的竞争。越是名气大的重点校，市场需求越盛，收费的门槛越高。学校自筹资金尽管要向各区县上缴一部分（从10％到50％不等，也有全部返回学校的——各区县自定百分比），但“结构工资”有了“自筹资金”的基础；对于没有“自筹资金”的学校，一般由区县给予补贴，当然教师得到“结构工资”的标准也低一些。于是教师在不同学校的待遇差距拉大。近年，有关调查显示，差距是2.5至3倍，实际上有的学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城乡之间、区际之间、校际之间除了政策待遇、硬件设施配备、录取学生招生政策等多方面差距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距——教师待遇的差距。

　  教师待遇的差距对学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凸显了“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马太效应”。当一部分学校日子愈来愈富足的同时，另一些学校却陷入“吃低保”的困境。

　  北京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推出的“结构工资”，在一定时期内，对一部分学校改善教师待遇起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分散了校长办学的精力。“校长姓‘钱’，还是姓‘教’”成了一个问题。二是渐渐异化，失去控制，不合理地拉大了学校和学校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特别在义务教育阶段，产生了相当大的负作用，既影响基础教育的均衡，也破坏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严格说来，公立学校的“创收”（包括“择校费”、“赞助费”），都是国有而非一所学校可以视为己有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在同等情况下存在较大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结构工资”现存的差距不仅成了实施教师合理流动的障碍，而且对教师流动产生了负面的导向作用。它导致了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或称“优秀教师”）从薄弱校向重点校的流动。我们不应该否认重点校教师工作的勤奋努力，不应该否定其工作业绩与他们的师德、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也不应该忽视其工作的奉献精神。但是重点校“生源好”，容易“出成绩”，教师有“成就感”，也容易取得“成绩”，待遇比较高也是事实。薄弱校的学生学习基础差，教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在升学率上与重点校一争高低，气力出得一点儿不比重点校的教师少，而待遇却低得多。当对于学校和教师的评价以升学率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时，其后果可想而知。农村的骨干教师往城镇跑、城镇的骨干教师往城里跑的现象不是时有所闻吗？

　  教师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学生的流动，学生不断向城镇学校、重点学校流动；生源的流动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学校与城镇学校、重点学校之间办学质量上的差距。“优质教师”资源集中在少数重点学校；通过升学竞争择优录取的分数高的学生也集中在那里。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现状导致教师资源配置的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源的不均衡。一些重点校还刻意为之，对薄弱校下手，“挖了教师挖学生”，使起点不公平的基础上再添加竞争的不公平——而他们在“弱旅”前面“得胜回朝”还颇为自得。

　  有一种说法，在提到“优质教育”时把教师分为“优质教师”和“非优质教师”。其实，这种说法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伪问题”。比如，同是某大学毕业生，应聘到重点校的就是“优质教师”，被划归“优质教育资源”，应聘到普通校或薄弱校的就不是“优质教师”或者说是“非优质教师”，被划归“非优质教育资源”。这是不科学的，也是那些被划归“非优质教育资源”的教师所不服气的。本来嘛，“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凭什么你进了“重点校”就是“优质教师”，我进了普通校或薄弱校就成了“非优质教师”了呢？怎么昨天在薄弱校还让人以“非优质教师”相待，今天调入了重点校一下子就跨过“龙门”成了“优质教师”？社会上以及某些教育行政部门的这种“区分”，是对一部分教师的不公平甚或是一种歧视。

　  工作在重点校的教师不仅待遇高，由于学校经济实力雄厚，得到发展的机会也多，进修、外出交流、出国的机会多，职称评定、评优评特（特级教师）的名额也多。据一个城市教育科研部门调查，该城区重点中小学校中，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以及受到市、区级以上奖励的教师占全校教师的70%至80%；而在一般中小学校，这一类教师占全校教师的30%至40%。他们调查的结论是：重点学校建设的政策人为地扩大了校际之间教师资源的不均衡。重点学校建设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导致优秀教师资源相对集中。区域或校际之间福利待遇差距扩大，导致教师向经济发达地区和福利待遇好的学校流动；不同类别学校之间提供的不同的个人专业发展机会，导致优秀教师向更好的学校集中。

　  有鉴于此，现行公立中小学“结构工资”制应予终止，在落实“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时，重新确定教师工资等级；在均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时，均衡教师待遇。应该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教师待遇规定，规范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就像2004年7月北京市规范公务员工资政策的出台一样迅速。近年来，终止“结构工资”提上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买断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教师的“结构工资”，据测算一年需要30亿元左右。但是，如果冲抵了目前学校一些“合理”的收入（比如出租校舍和学校其他资源等，这些收入应该属于国有而不能算作学校“私有”），据估算可能用不了20亿元。

　  还需要说明的是，“结构工资”固然对于教师待遇的提高曾经有过“贡献”，然而，这一部分钱本来应该是由政府“埋单”的，尤其在义务教育领域内。其次，在“结构工资”出台大约过了10年之后，有媒体对社会上12大行业的收入做了一个排行，教师的待遇仍然属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有人说：“涨了半天，也没涨过人家去。”除了一部分学校“富”起来，一部分教毕业班的主科教师（主要是任教中考、高考科目的教师）“收入”比较高外，对于多数学校的教师来说，教师工资还是偏低的。偏低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低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