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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观误区与教育理念转换
2010-03-25  2010年03月25日  来源:人民教育

  ● 纪大海

  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因为,人才观反映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念是人们行为的导向。观念的力量无形而强大。社会上错误的人才观,往往会投射到教育领域,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更新教育理念,有赖于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人才观的转变。树立现代人才观,需要对传统人才观作必要的审读和扬弃——审读以正是非,扬弃以合时宜。

  梳理既有的人才观,不难发现种种人才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既是社会文化和观念变革的着力点,也是教育理念转换的重要节点。

  重官轻学。传统社会里,求学不过是求官的“敲门砖”,学的终极追求就是为官,故有“学而优则仕”。而且,官位成为衡量人才品位等第的绝对砝码,即官位越高,人才品位就越高,人生价值就越大。这里,学的本质意义完全异化,知识、人品与才能成了虚假人才的“陪侍”。这种认识误区引领众多学人走进成才的“死胡同”。客观地讲,官中不乏人才,但并非都是人才。为官需官才,无官才潜质者没有必要统统挤向官场。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将来是否为官,都应将知识、人品、能力作为完美人生的要素,为人的发展而学。虽然做官必由学,但学不一定为官。

  由此观照教育,会有一些启示。首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应反驳与抗拒功利教育,不宜提倡诸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训导。其次,教育中的榜样人物的宣传应多样化,不宜仅仅宣传那些已成为领导和权力精英的人物,并把他们作为学校一代又一代学子单纯景仰的偶像。第三,应强化学生未来成人、入世的立身之本的教育,简言之就是要实行“成人”、“成才”的教育,为此,教育需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引导和职业生涯设计。让学生不挤“仕途”独木桥,而是多样选择、多元发展,这是教育的责任所在。重官轻学意识不破除,学习型社会是断难构建的。

  重学历轻能力。“学历社会”带给人们一种错觉:学历即人才,人才即学历。“学历社会”以学历为本,知识经济社会以能力为本。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合乎逻辑的理解应当是:学历与能力呈正相关,获取学历的过程应当是发展能力的过程,读书旨在追求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而不是追求一纸文凭。但是,风行于社会的“重学历、轻能力”恰恰颠倒了这种关系。以文凭取人,以学历量用,极大地误导了教育与人的发展。为了某种文凭,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可以抛开其他综合素质的匹配发展。结果却是,高分低能者、社会化程度低下的“书呆子”、人格变异者、教育虚假现象、学历贬值、文凭买卖等接踵而至。高校和学术单位唯文凭是用,拒绝那些文凭偏低的“奇才”、“怪才”,肯定不利于学术繁荣;唯“学院派”独尊,决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重学历轻能力之风必然大大损害教育的应变功能,降低教育投入的效益,危害教育的质量。教育要重视学生能力发展,就必须改造自己、变革自己。推行素质教育、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教学设计等就是重要的转型努力。从“文本教育”转向“人本教育”势在必行。当然,“学历社会”问题并非是教育的痼疾,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病态,教育需要努力对此矫治与调适,同时又不能操之过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重“高端”轻适用。社会上流行一种认识倾向,那就是重“高、精、尖”人才,轻视初级、中级人才。合理而健康的社会人才需求,呈现为“正金字塔结构”——该结构顶部为“高、精、尖”人才,所占比例极小,其中下部为初级、中级人才,所占比例最大。然而,不论高校还是用人单位,都盲目地倾情于精英人才的培养和录用,结果便衍生出人才的“倒金字塔结构”,高端人才多而低端人才少,用人单位不得不大材小用,或者造成高端人才大量闲置,教育的人才培养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高、精、尖”人才,更需要大量的初级、中级人才。因此,教育应大力解决人才培养中的观念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应把重心下移到中级、初级人才的培养,高校不能再盲目地升格,盲目地追求硕士点和博士点。与其生产过多的“注水”硕士、博士,不如确保本科质量;与其升格为低劣的本科教育,不如确保高质量的高专、高职教育。

  重年龄轻经验。理性地看,人才年龄不应设限,只求人尽其才。年轻化诚然必要,但年轻化要求决不应当沦为年龄歧视。年龄与经验呈正相关,这是人成长的规律。经验是人类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财富,是人才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人才的重要资本。反对经验主义决不能等同于反经验,轻视经验是要付出代价的。人才学研究表明,40~50岁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才的创造力的峰值时期,倘若50岁以后就让他们退休或退居二线,这无疑将他们的部分创造力给扼杀了。当其不好用时而用之,当其好用时而弃之,这是人才管理中的大忌。

  重年龄轻经验在当下中国似乎具有了普遍性,教育也不例外。教育行业本当特别看重经验,然而不少地方却将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快速提拔为校长,而让一批50岁左右的校长过早“退居二线”,恰恰陷入了教育人才使用的误区。重年龄轻经验已给教育带来实践性问题,并造成一定的损害。教育中的用人问题的确值得深刻反思,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既有的人事政策。

  重情感识人轻制度选人。“伯乐识才”选人方式至今仍受到推崇并在实践中相袭流传。然而,不论是伯乐还是显贵,其举荐不过是个人行为,作为个人行为必定受个人情感、态度、心境、好恶、信息、眼界等因素的左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不能认为是科学的识才方式。科学而多元的制度化选才是现代识才、选才的必由路径。这种模式的基本要义在于,确保人才人人都有公平的表现与竞争的机会,并把这种参与竞争的机会作为所有公民的权利,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和公开透明的选用机制。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激励人才,从而大量地发现人才。它能克服个人举荐中存在的狭隘、偏见、因情徇私、主观决定等问题。这对教育颇具启发。

  中小学校的评优晋级、奖惩激励等,应当有科学的、制度化的确认机制,而不是一人或少数几人说了算。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教育中某些不公正、不透明的用人做法,导致了教育主体间的不和谐。因材施教更需要科学的、制度化的鉴别机制,这样才能大范围地发现学生“材”之所在,仅凭“分数”一项不足以发现学生优长。教师评价学生同样不能以分数为唯一标准,不能从个人情感倾向出发去评判。当教育者从学生的全面表现和他的独特潜质去看待学生时,必然会有另一种全新视角,学生也会有另一种全新感受。

  重“含蓄”轻表现。“表现”要隐晦,“城府”要深,隐忍含蓄,而羞于“有话直说”,这是世俗文化中的国人所崇尚的为人处世之道。这样的行为方式常被解读为含蓄、沉稳、有内涵、老练、克制,为社会所推崇。

  这种意识亦深植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诸如校长不喜欢爱表现的教师,教师不喜欢好表现的学生,表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和不同做法的教师与学生总是不受人喜欢,“奇谈怪论”者和违背世俗常理者总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如此等等。殊不知,90%的误解源于沟通不畅,过分强调“含蓄”往往让人缺乏阳光心理、不易交往沟通,这对于改善学校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无益;而“表现”则是师生创造欲望和追求成功的一种性格表现,鼓励“表现”有利于激发、张扬师生生命力,是他们良好发展的前奏和外显。如果说“含蓄”是一种压抑的话,那么,“表现”无疑是一种释放。教育的旨趣在于释放能量、展现才智,而非相反。有话直说,想表现就表现,这样,学校会和谐,师生会轻松。

  从对人才观误区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管窥教育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回应好这些误区,教育变革便容易找到理性的应对之策。

  (作者系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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