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大海

　　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因为，人才观反映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念是人们行为的导向。观念的力量无形而强大。社会上错误的人才观，往往会投射到教育领域，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更新教育理念，有赖于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人才观的转变。树立现代人才观，需要对传统人才观作必要的审读和扬弃——审读以正是非，扬弃以合时宜。

　　梳理既有的人才观，不难发现种种人才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既是社会文化和观念变革的着力点，也是教育理念转换的重要节点。

　　重官轻学。传统社会里，求学不过是求官的“敲门砖”，学的终极追求就是为官，故有“学而优则仕”。而且，官位成为衡量人才品位等第的绝对砝码，即官位越高，人才品位就越高，人生价值就越大。这里，学的本质意义完全异化，知识、人品与才能成了虚假人才的“陪侍”。这种认识误区引领众多学人走进成才的“死胡同”。客观地讲，官中不乏人才，但并非都是人才。为官需官才，无官才潜质者没有必要统统挤向官场。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将来是否为官，都应将知识、人品、能力作为完美人生的要素，为人的发展而学。虽然做官必由学，但学不一定为官。

　　由此观照教育，会有一些启示。首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应反驳与抗拒功利教育，不宜提倡诸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训导。其次，教育中的榜样人物的宣传应多样化，不宜仅仅宣传那些已成为领导和权力精英的人物，并把他们作为学校一代又一代学子单纯景仰的偶像。第三，应强化学生未来成人、入世的立身之本的教育，简言之就是要实行“成人”、“成才”的教育，为此，教育需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引导和职业生涯设计。让学生不挤“仕途”独木桥，而是多样选择、多元发展，这是教育的责任所在。重官轻学意识不破除，学习型社会是断难构建的。

　　重学历轻能力。“学历社会”带给人们一种错觉：学历即人才，人才即学历。“学历社会”以学历为本，知识经济社会以能力为本。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合乎逻辑的理解应当是：学历与能力呈正相关，获取学历的过程应当是发展能力的过程，读书旨在追求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而不是追求一纸文凭。但是，风行于社会的“重学历、轻能力”恰恰颠倒了这种关系。以文凭取人，以学历量用，极大地误导了教育与人的发展。为了某种文凭，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可以抛开其他综合素质的匹配发展。结果却是，高分低能者、社会化程度低下的“书呆子”、人格变异者、教育虚假现象、学历贬值、文凭买卖等接踵而至。高校和学术单位唯文凭是用，拒绝那些文凭偏低的“奇才”、“怪才”，肯定不利于学术繁荣；唯“学院派”独尊，决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重学历轻能力之风必然大大损害教育的应变功能，降低教育投入的效益，危害教育的质量。教育要重视学生能力发展，就必须改造自己、变革自己。推行素质教育、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教学设计等就是重要的转型努力。从“文本教育”转向“人本教育”势在必行。当然，“学历社会”问题并非是教育的痼疾，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病态，教育需要努力对此矫治与调适，同时又不能操之过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重“高端”轻适用。社会上流行一种认识倾向，那就是重“高、精、尖”人才，轻视初级、中级人才。合理而健康的社会人才需求，呈现为“正金字塔结构”——该结构顶部为“高、精、尖”人才，所占比例极小，其中下部为初级、中级人才，所占比例最大。然而，不论高校还是用人单位，都盲目地倾情于精英人才的培养和录用，结果便衍生出人才的“倒金字塔结构”，高端人才多而低端人才少，用人单位不得不大材小用，或者造成高端人才大量闲置，教育的人才培养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高、精、尖”人才，更需要大量的初级、中级人才。因此，教育应大力解决人才培养中的观念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应把重心下移到中级、初级人才的培养，高校不能再盲目地升格，盲目地追求硕士点和博士点。与其生产过多的“注水”硕士、博士，不如确保本科质量；与其升格为低劣的本科教育，不如确保高质量的高专、高职教育。

　　重年龄轻经验。理性地看，人才年龄不应设限，只求人尽其才。年轻化诚然必要，但年轻化要求决不应当沦为年龄歧视。年龄与经验呈正相关，这是人成长的规律。经验是人类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财富，是人才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人才的重要资本。反对经验主义决不能等同于反经验，轻视经验是要付出代价的。人才学研究表明，40～50岁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才的创造力的峰值时期，倘若50岁以后就让他们退休或退居二线，这无疑将他们的部分创造力给扼杀了。当其不好用时而用之，当其好用时而弃之，这是人才管理中的大忌。

　　重年龄轻经验在当下中国似乎具有了普遍性，教育也不例外。教育行业本当特别看重经验，然而不少地方却将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快速提拔为校长，而让一批50岁左右的校长过早“退居二线”，恰恰陷入了教育人才使用的误区。重年龄轻经验已给教育带来实践性问题，并造成一定的损害。教育中的用人问题的确值得深刻反思，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既有的人事政策。

　　重情感识人轻制度选人。“伯乐识才”选人方式至今仍受到推崇并在实践中相袭流传。然而，不论是伯乐还是显贵，其举荐不过是个人行为，作为个人行为必定受个人情感、态度、心境、好恶、信息、眼界等因素的左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不能认为是科学的识才方式。科学而多元的制度化选才是现代识才、选才的必由路径。这种模式的基本要义在于，确保人才人人都有公平的表现与竞争的机会，并把这种参与竞争的机会作为所有公民的权利，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和公开透明的选用机制。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激励人才，从而大量地发现人才。它能克服个人举荐中存在的狭隘、偏见、因情徇私、主观决定等问题。这对教育颇具启发。

　　中小学校的评优晋级、奖惩激励等，应当有科学的、制度化的确认机制，而不是一人或少数几人说了算。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教育中某些不公正、不透明的用人做法，导致了教育主体间的不和谐。因材施教更需要科学的、制度化的鉴别机制，这样才能大范围地发现学生“材”之所在，仅凭“分数”一项不足以发现学生优长。教师评价学生同样不能以分数为唯一标准，不能从个人情感倾向出发去评判。当教育者从学生的全面表现和他的独特潜质去看待学生时，必然会有另一种全新视角，学生也会有另一种全新感受。

　　重“含蓄”轻表现。“表现”要隐晦，“城府”要深，隐忍含蓄，而羞于“有话直说”，这是世俗文化中的国人所崇尚的为人处世之道。这样的行为方式常被解读为含蓄、沉稳、有内涵、老练、克制，为社会所推崇。

　　这种意识亦深植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诸如校长不喜欢爱表现的教师，教师不喜欢好表现的学生，表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和不同做法的教师与学生总是不受人喜欢，“奇谈怪论”者和违背世俗常理者总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如此等等。殊不知，90%的误解源于沟通不畅，过分强调“含蓄”往往让人缺乏阳光心理、不易交往沟通，这对于改善学校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无益；而“表现”则是师生创造欲望和追求成功的一种性格表现，鼓励“表现”有利于激发、张扬师生生命力，是他们良好发展的前奏和外显。如果说“含蓄”是一种压抑的话，那么，“表现”无疑是一种释放。教育的旨趣在于释放能量、展现才智，而非相反。有话直说，想表现就表现，这样，学校会和谐，师生会轻松。

　　从对人才观误区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管窥教育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回应好这些误区，教育变革便容易找到理性的应对之策。

　　（作者系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