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有小学中，以首都“北京”命名的，她是唯一的一所。在北京小学这个“希望的摇篮”里，教育者正用心为孩子们谱写一曲美丽动听的童谣……

北京小学的“摇篮曲”

　　●本刊记者  白宏太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我要使我的祖国变得更富强、更美丽！

　　我要脚踏实地做事，顶天立地做人！”

 吴国通为教师们做课题研究讲座

 师生们欢迎李月来到新的班集体

　　3月，北京市槐柏树街，一阵清脆、激越的童声穿过校园，穿过都市的喧闹，回荡在人们耳畔。

　　这是北京小学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初春的北京，清冷彻骨。在学校广场上，孩子们像挺拔的小树，迎风肃立，稚嫩的脸上充满庄严。当全校师生手按前胸，仰望五星红旗，齐诵北京小学誓词时，校门外的行人都停下脚，安静地注视着、聆听着，久久不愿离去。

　　这样的场景，校长吴国通经历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依旧心潮澎湃。2000年2月，正是在他的倡议下，“脚踏实地做事，顶天立地做人”被写入学校章程，成为北京小学的新校训。

　　也只有这样气度不凡的校训，才能与这所学校的特殊使命和光荣传统相匹配。北京小学诞生于1949年6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唯一以“北京”命名的小学，也是一所培养革命后代的“红色小学”。

　　诠释历史，延续历史，创造历史。

　　对今天的教育者来说，他们必须用有说服力的实践来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无愧于“北京小学”这个名字的学校教育文化。

　　难得的是，多年以来，北京小学的教育者既不张扬，也不自矜，一直以笃定、从容的态度，在不断丰富学校教育内涵的同时，表达着对小学教育、课程改革、儿童成长的个性化理解。

　　小学校，大课题

　　学校的大与小，不是从地域空间来判断，而是从思想的广度和实践的深度去丈量。深谙此理的吴国通从课题研究起步，在赋予教师专业自信和职业尊严的同时，也不断丰厚着北京小学的文化。

　　发现主体教育

　　走在校园里，吴国通一点儿不像年过花甲的人，似乎童心未泯。这校园分明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他领着记者跑上跑下地参观，脸上的神情，就像一个急切想和同伴分享快乐的孩子。

　　“60年校庆前，我们还要完成两件事，在这边修一座桃李园，那边修一座亲师园。”尽管在这里生活了15年，吴国通仍怀着新鲜的期待，仿佛校园是有生命的，每天都在生长着。学校也的确在他手中有了很大变化。1995年，他刚当校长时，学校占地1.9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如今在宣武区已经是“一校四址”，总占地5.3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8.05万平方米，相当于面积扩大了近两倍。

　　尽管如此，在记者眼里，被闹市和高楼环抱的北京小学，校园并不大，校门也不气派，建筑很普通。只有走进课堂、走近教师和学生，才清楚地感觉到，这所学校的确很博大、很精致、很耐看。

　　而吴国通对学校影响最大的，不是硬件设施，而是精神气质。

　　从踏入北京小学开始，吴国通就在寻找一个变革学校的契机。他的长项是教育科研，而这恰恰是当时北京小学最薄弱的一环。

　　1984年，吴国通是北京香厂路小学教导主任。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林崇德、董奇教授有一个创造教育的课题，想寻找实验学校。一些学校嫌麻烦，不愿意做。最后找到香厂路小学，双方一拍即合。这所只有1500平方米的小学校因此名声大振。

　　来到北京小学，吴国通没敢提“创造教育”。他刚来时，正赶上45年校庆。这让他有了一次“补习”校史的机会，也明白了“北京小学”这四个字的分量。“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小学校，她的历史传承先天决定了，她要研究大课题、大项目，她的实践要与师范大学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联系起来。”

　　这正是吴国通的睿智之处。他没有“另起炉灶”，否定北京小学的过去；也没有“盲目移植”，照搬老经验。

　　要办好这样一所学校，吴国通非常慎重。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他，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里，到北京教育学院报考了教育管理专业，认真地读书学习、不断地与专家学者交流。

　　在漫长的追寻中，目标不期然地悄悄临近了。

　　那是1996年的一天，吴国通一到办公室，习惯性地翻阅着桌上的报刊。在新一期的《教育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的一篇谈现代教学论发展的文章，一下子吸引了吴国通的眼球。他禁不住一口气读下去，越读越敞亮，越读越激动。

　　“太好了，就是它！”吴国通喜出望外。如今向记者说起这件事，他仍掩不住一脸兴奋。

　　就像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原理一样，吴国通抓起那篇文章，跑到北师大去拜见裴娣娜教授。那时候，裴娣娜正主持着一项全国性教育课题——“主体教育实验”。经裴娣娜推荐，吴国通参加了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年会，从此与主体教育结缘。

　　裴娣娜的那篇文章，吴国通至今难忘。所不同的是，他已经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表述：“现代教育的最大变化，就是由原来给予性的‘教’变成自我发展性的‘学’，即由以知识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的自我发展为中心。今天学习的真正主体、真正动力是孩子本人。”

　　那一年暑假，老师们都休息了，吴国通叫上党支部书记陈则云和副校长郭侠：“走，咱们仨一起到郊区，找个地方读书去。”在一个僻静的小宾馆里，他们踏踏实实地读了三天书，一边读一边讨论。读得最多、最透的，就是裴娣娜的文章。

　　随即，吴国通向裴娣娜正式申请，加入主体教育实验。他后来说，北京小学是半路“挤”进这个课题的。但实践证明，他们做得最认真、最彻底。两年后，全国主体教育实验第三届年会，干脆放在了北京小学。从那时起，主体教育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的办学思想。

　　走进课题研究

　　紧挨着北京小学大队部，有一间小办公室。青年教师金娜每次经过那里，心头仍隐隐有些压抑。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她经历了专业成长上的痛苦挣扎，终于破茧而出，化蛹为蝶。

　　“那时候，每周要交一篇实验札记，感觉像上了刑似的，我根本不知道写什么。”金娜还记得，每天下课后回到小屋，就要强迫自己坐在办公桌前，苦思冥想。呆坐一两个小时，还是写不出几个字。

　　金娜说的是1996年的事。那年秋季开学，吴国通宣布，加入主体教育实验，作为北京小学的“九五”课题研究项目，每个教师都得“认领”这个课题。“认领”这个词很形象，也很贴切。“教师要结合课堂教学或班级管理，选择一个培养学生主体性的子课题。”那时候，教师们对课题研究还很陌生。“我一个小老师，能把书教好就不错了，哪儿还用搞科研啊？”金娜的话在学校里颇有代表性。

　　既然教师有意见，吴国通做了一点变通，规定45岁以上的教师可以“豁免”，但其他人一概没商量。“你不会做，我可以帮助你。”为此，他甚至把学校教导处改了名，称为科研室。两位喜欢读书、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李明新和高玉丽，被提拔为科研室主任。

　　眼看没跑了，金娜只好乖乖听话，先认领了课题再说吧。她在小屋里憋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想了一个研究题目。交到科研处，立刻被“毙掉”了。那一刻，她简直欲哭无泪。无奈之下，李明新和高玉丽陪着她，商量了好半天，总算帮她找了一个新题目。

　　就这样，经过一番启发诱导，全校有43个人申报了子课题，占全校教师的一大半。

　　“只要教师上了道儿，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吴国通乐呵呵地说。随后的几年，根据课题研究进度，他不断请专家到学校，手把手地培训教师，教他们选择课题、论证课题、做前期调研、写课题报告……吴国通很少在教师面前讲大道理，只是一步一步地领着他们，把教学、科研与培训都当成自己的事。但一开始，教师们可没想那么多，只是被动地按要求做。“因为没有知识积累，常常无从下手。”金娜说。

　　“课题做不下去，还是书读得不够。”吴国通在全校指定了3本必读书：《教学认识论》、《自我教育论》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第一次拿起《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金娜的脑袋“嗡”地变大了，勉强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根本不知所云。“校长也太逗了，搞课题还得读马克思？”

　　殊不知，这3本书都是吴国通认真读过以后，精心选择的，其中蕴含着他这样的认知逻辑：“一个教师，如果不研究教学论，不了解教学论前沿的发展，凭什么在学校里做教育？而真正的教育，又必须落在自我身上。其哲学基础，则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教师们读不懂，吴国通也有办法。他把这些书的作者，裴娣娜，周韫玉，袁贵仁，等等，一一请进来，分别作专题报告。深入浅出的讲解，一下子拉近了教师与理论的距离。读着读着，慢慢开窍了。从不知所云，到若有所悟，教师们正经历着精神的嬗变。

　　有一天，在一次全市教学研讨会上，金娜吃惊地发现，原来自卑而不善言辞的自己，居然能侃侃而谈。会后，一位专家来找她：“你讲得真好，能否把你的文章给我，我帮你推荐发表。”

　　几个月后，金娜收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天啊，自己的文章真的发表了！愣了好半天，她拿起杂志跑去向吴国通报喜，一个劲儿地说：“校长，谢谢您，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

　　现在的金娜已是学校的学科骨干，时常参加全国乃至国际性的教育研讨，文章也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如今回头看看，校长推荐的那些书，都已经融进骨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我的教育行为。”

　　“九五”课题做完后，吴国通趁热打铁，把“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作为“十五”课题，大家的劲头都上来了。这几年，学校不断把教师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至今已先后有18位教师出了个人专著。全校的高级教师也从起初的1位增至20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