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鲜明形象

　　音乐教师付纳还记得，第一次单独跟校长吴国通谈话，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她拿着一份调动申请书，准备离开北京小学。

　　“你先别着急，咱们聊一聊。你说说，为什么想离开？”吴国通笑眯眯地问。“我学的是音乐，很想从事专业工作。可这里太闷了，不适合我。”付纳坦率地说。“哦，咱们是同行啊。我年轻时当过大队辅导员，还给孩子们排过芭蕾舞呢。”吴国通一本正经地说。

　　付纳上下打量着校长的身材，有些不大相信。吴国通打开话匣子，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的经历。付纳一边听，一边想：这个校长挺特别。最后，吴国通说：“这样吧，你再干一个学期，看我能不能给你一片天地。到时候不满意，再走也不迟。”付纳勉强答应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她再也没有离开的念头。

　　不久后，吴国通找到付纳：“你想不想在小学搞一个管弦乐队？”“小学生？管弦乐？”付纳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是她不敢想象的事。吴国通指着旁边一幢楼说：“喏，那边有十几间练习室和一个排练厅，都是你的天地。”

　　从此，付纳有了忙不完的事。她一人带十几个培训班，练习各种乐器。吴国通不声不响地找来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帮她出主意、订计划。一年多后，管弦乐队组建起来了。再过一年，学校在金帆音乐厅开了一场学生管弦乐专场音乐会。

　　演出归来，付纳累坏了，想喘一口气。她又去找吴国通：“校长，管弦乐队能不能先停一停。您已经成就了我，给了我这么好的舞台，我挺满足的。”没想到，吴国通吹胡子瞪眼地跟她急了：“那可不行，你现在不想干，能对得起这些孩子吗？”付纳猛然明白了，校长心中有更大的梦想，不仅要成就老师，也要成就孩子。每当她稍有懈怠，吴国通总会来给她打打气。

　　就这样，和孩子们一起，付纳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从管弦乐队开始，她又组建了学校合唱团。在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上，北京小学的摇篮合唱团一鸣惊人，连续三届都是一等奖第一名。

　　去年，学校又给了付纳一个更大的舞台，学校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专场音乐会。这一回的阵势更庞大，整场演出堪称完美。但让付纳觉得遗憾的是，校长吴国通未能出席，他太忙了。演出结束后，付纳给吴国通发了一条短信：“校长，谢谢您，您又成就了我的一个梦想！”吴国通很快回复了：“这个梦想实现了，下一个呢？”

　　今天这一切，与付纳年轻时的梦想一点儿都不一样，但她并不后悔：“以前总想着让自己拔尖，现在才懂得，我的成功跟很多人联系在一起，我的梦想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教师的成功，应建立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和孩子的成长相得益彰，这是吴国通一直强调的。

　　从“十一五”课题“培育优质学生群体”开始，吴国通做了一点重要改变，从个人子课题转向年级子课题。“今天的孩子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带着很多知识来到学校的，如果只靠单兵作战，肯定要碰壁。”因此，他提倡教师之间要通力合作，建立专业发展共同体。

　　由此衍生开来，就有了“北京小学教师鲜明形象的规定”：教师与教师是“近距离”的，领导与教师是“等距离”的，教师与家长是“远距离”的，教师与学生是“零距离”的。四个“距离”看似在讲关系学，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学校文化。

　　记者几年前曾采访过吴国通，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和党支部书记陈则云共用一间屋子。记者想，大概是校舍太紧张吧。可如今，学校变大了，条件改善了，令人不解的是，他俩依然在同一间屋子办公。这是为什么呢？吴国通一语道破：“在北京小学，所有的办公室都是透亮的。只有集体办公，工作中才不会有私弊。”

　　多年来，吴国通从不在家接待任何教师。教师们已经习惯了，没觉得是不近情理，反倒很踏实。同时，他们还知道，北京小学有两条“禁令”：收受家长贿赂或体罚学生，都要一票否决，必须下岗。“这就是北京小学教育尊严的底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在孩子面前说话。”吴国通说。

　　小课堂，大变革

　　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北京小学大胆地变革课堂教学，以破旧立新的姿态，构建“实”与“活”有机统一的教学模式。他们坚信，人生不是短跑，要调匀呼吸，放缓步幅，不急不躁地按教育规律办事。

　　从“40×6”到“30×8”

　　2002年秋季开学以来，北京小学副校长李明新一直在酝酿一项大胆的改革。每天除了上课以外，这件事就在脑子里打转。一些家长的意见，引起了他的深思。当时，学校做了一次调研。有的家长反映：“每周两节英语课太少，孩子没时间巩固。”还有的说：“一周五天在学校寄宿，孩子的身体怎样更好地锻炼？”

　　那一年，宣武区作为首批国家实验区之一，率先进入新一轮课程改革。作为区里的“龙头”学校，如何贯彻教育新理念，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北京小学必须有新的尝试。

　　“如果让孩子每天有一节英语课和一节体育课，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李明新突发奇想。

　　这个主意看似很简单、很理想化，却近乎不可能。先不说别的，按当时国家的课时计划，每天只有区区6节课时，要学的课程却不止6门，少了哪一门都不行。更何况，国家三令五申禁止补课，等于把增加课时的路也堵死了。但李明新没有放弃。他做事有股“倔劲儿”，出去上公开课，别人劝他选容易出彩的熟课，他偏要选那些看似枯燥、冷僻的课文，照样博得满堂彩。

　　真正的创新，就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一段时间，李明新仿佛着了魔，不是抱来一堆资料翻翻检检，就是在纸上写写画画。苦苦寻觅中，一项心理学研究，给了他重要启示。研究表明，6至12岁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一般维持20至30分钟。

　　对啊！虽然总课时不能动，每节课的时长却非雷打不动的。如果把每节课由40分钟缩短为30分钟，每天不就变成8节课了吗？也就是说，把“40×6”变成了“30×8”，通过一个等量代换，课程安排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了。

　　问题迎刃而解，每天有了8节课，再也不用为课时发愁了！

　　2002年国庆节过后，学生们回到学校欣喜地发现，课程表换了，每节课只有30分钟，上课更带劲儿了，连一向坐不住的学生也有了精神。让他们最高兴的是，每天都有体育课，可以撒着欢儿地“玩”。

　　一位教育专家闻听此事，到学校考察后不吝赞美：“这是一项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教育革新！”

　　可是，课时改革以后，教师们有困惑了：“一节课少了10分钟，教学目标完不成，随堂训练也没了，那怎么行？”对这样的疑问，李明新成竹在胸：“必须加强教学研究，提高课堂有效性。”什么是有效教学？他主张，课堂教学必须是“实”与“活”的有机统一。

　　比如说，李明新发现，学生最怕写作文，一到作文课，眉头就皱成一疙瘩。有一次作文课，李明新没有布置作文题目。一上课，他首先引导学生描绘初春美景，用古诗颂春，以歌声赞春。教室外正是春暖花开，学生们都盼着春游。

　　眼见大家情绪高涨，李明新一瓢冷水泼下来：“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是珍惜春光，就该多读几篇课文，多学点知识。我决定，今年的春游取消了，照常上课。”话音未落，教室里立刻炸开了锅。许多学生站起来表示强烈抗议，有的涨红了脸和他辩论，有的要找校长反映，有的要去教育局告状。李明新说：“这样吧，你们把春游的理由、心愿都写下来，如果能说服我，我就听你们的。”“好，就这么办！”学生们当即拿出纸笔，“刷刷刷”地写开了，有的学生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字。

　　春游当然没取消，那一次作文，学生们一个个都文采飞扬。这样的作文课，不怕学生不喜欢，更不用担心教学目标。

　　看来，课时改革仅仅是一个引擎，它绝不单纯是一种形式的改换，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带来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更新。

　　2003年一开春，经过全校教师表决，北京小学以教代会的形式，通过一项重要决议：把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作为北京小学最核心的4门基础学科，写进学校章程。按照新的课时计划，语文、数学、外语、体育，每天都至少有一节课。在教育专家指导下，李明新带领一批骨干教师，又历时半年，制定出了4门基础学科的培养目标。

　　“课程改革标准是基础教育的底线，是一个共性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根据学生实际，有自己的个性化定位。”李明新说。

　　每一次教学都是新开始

　　清晨，踏着悦耳的音乐铃声，记者走进一（3）班的教室。

　　这是一节语文课，今天要学《松鼠与松果》，语文教师李洁玲首先在大屏幕上出示生词：“同学们，这些词语你们都认识吗？”

　　“眨眼睛。”孩子们随着老师的手势认读。

　　“你们看，她一边读，一边真的在眨眼睛呢。”李老师指着一个女孩说。孩子们乐了，声音大了起来：“好主意、更茂密、蒙蒙细雨……”“哎呀，你们真像一群可爱的小松鼠。”李老师表扬道。

　　李老师短短几句话，就把孩子们带入充满童趣的故事情境中。读完了课文，李老师问：“小松鼠喜欢吃松果吗？”“喜欢！”

　　“你们怎么知道的呢？”“你看，‘小松鼠高高兴兴地走进大森林’。”一个学生指着课文，摇头晃脑地读出来。“还有这句话，‘每个松果都那么香，那么可口’。”另一个学生回答。

　　“这么好吃，小松鼠还要不要再吃呢？”“要，‘它摘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们随着老师的引导，细品课文。

　　“好，谁来学学小松鼠的样子。”李老师话音一落，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孩子们个个成了活蹦乱跳的小松鼠，仿佛正捧着松果，吃得津津有味。让人不由得惊叹，原来语文课竟可以这么上！

　　课文的最后，小松鼠种下了许多松果。“小松鼠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李老师问。孩子们一个个地站起来，诉说心愿。“我的愿望是快点下雨，让松果发芽。”“我希望小松树快长大，结出新的松果。”“这里将来也会变成一片森林。”

　　那一刻，他们又变成了一棵棵小松树，踮着脚尖，伸长了手臂，使劲向上生长。当孩子们再一次阅读课文时，简直是在表演了，每个人的语气、情态、手势，无不是在表现他们收获的欢欣。

　　看得出，李老师也很享受这样的课堂。但一开始并非如此，小孩子天性爱动，根本不爱学习。李老师就从课内阅读开始，注重兴趣激发，把孩子们带进语言文字的情境中去。

　　现在让李老师最高兴的是，每天课余饭后，一走进教室，就看到很多孩子捧着课外书籍正读得入神。孩子们的成长变化，也让她在工作中倾注了更多热爱。每到新学期，她不是翻出往年的旧教案，总是认真地重新备课，用新的想法、新的设计来教学。

　　“在我看来，教育理念的更新直接决定教学行为的改变。”五年级数学教师李惠玲也深有同感。这几年，她曾三次执教《质数与合数》这节课，每一次的设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让她有新发现、新感触。

　　十年前，李惠玲第一次讲《质数与合数》，她把重点放在概念的理解记忆上。整个一节课，学生完全跟着她的思维往前走。“我是把学生当成了知识的容器，忽视了他们的思维发展。”李惠玲说。第二次讲这节课，正赶上课程改革。受新课程理念熏陶，她意识到，一节好课不仅是让学生学知识，而是让学生参与获取知识的过程。她尝试了数形结合的方法，受到听课老师一致好评。

　　可今年再上这一课，李惠玲又感到不满足了。“我是不是还要让学生知道，学这个知识到底有什么用？”这一次，她巧妙地从身边的数学入手，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在探究中生成智慧。

　　同一课题，三次教学，李惠玲在反思中收获了成长。“下一次再上这节课，你还会有所改变吗？”记者问。李惠玲毫不犹豫地说：“肯定会的。每一次教学都是新的开始。”

　　合格就是优秀

　　“期末考试没有试卷！”这是2003年寒假前，某报记者来到北京小学，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实际上，这几年，北京小学每一次考试都令人耳目一新，都是一次评价方式的改革。

　　没有试卷的考试，说的是北京小学的语文考试。到底怎么回事呢？李明新解释说：“我们并非不要考试，而是结合学校实际使其更好地发挥导向作用。该掌握的字词平时都随堂测验过了，期末就不用针对基础知识再重复出试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