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三篇稿件，有研究者所作，也有杂文家手笔，角度不一，或呼吁或建议，但都涉及语文教育中一个古老却总在被误解、遗忘的话题——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总是被扭曲、改造，大到社会、人生，小到课程、教材；文学总在缺席，常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遗忘，需要拿来用时，就奉若神明，没有需要时，则弃之若敝屣。它的命运，更多的是社会价值、国人人性的折射。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文学、文学教育能够回归到常识，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学科建设坚实的基础，什么时候不再被随便抛弃、玷污，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充满梦想和想象的民族精神史上保留不可动摇的地位？

　　可怜的《珍珠鸟》

　　——文学教育的“沦丧”

　　一直心存疑问：中国母语教育（以下简称“语文教育”）何时开始误入歧途？中国母语文学教育（以下简称“文学教育”）从何时开始“沦丧”？文学教育“沦丧”究竟是何原因？我的目光曾连续数年停驻在1905年前后——科举废除的那段时间，也似乎找到过一些答案，但仍不能算是完满回答。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篇“课文”突然跳了出来，也许，我一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学作品”成为“课文”的过程，尽管我一直关注。于是谨以这篇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珍珠鸟》和作为文学作品的《珍珠鸟》作一对比，略呈文学教育“沦丧”的轨迹。

　　读完了课文《珍珠鸟》，我并不以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于是我又找来了原著——作为文学作品的《珍珠鸟》。原来冰心先生说的“起得有味，收得够劲”的便是文学作品《珍珠鸟》，课文《珍珠鸟》担不得这样的评价。

　　《珍珠鸟》是冯骥才在“文革”结束之后经痛苦思索开出的一剂拯救这个“已经怕人”世界的“良方”，作为文学作品的《珍珠鸟》篇末非常动情地流露出主旨：“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举重若轻，这是散文的语言、文学的语言。而课文《珍珠鸟》呢？“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呼唤：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世界吗？”这是演讲的语言！散文《珍珠鸟》分为两个小节，节奏感极为分明，前一小节“蓄势”，篇末语气冷峻却又热烈，流畅而跌宕，但不那么坚定。这一剂救世的“药”作者也不能肯定其疗效，“往往”一词既是语气的一个起伏更是作者心底的一次颤动。课文“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世界吗？”反问句式加强了肯定语气，散文变成了演讲词，变成了一篇“工作报告”。有这样的范例，我就不奇怪为什么时下中小学生作文篇末总会有高举拳头呼口号的“定式”了。

　　如此处理体现了编者意图，课文《珍珠鸟》表达的思想才是主要的，这是怎样的思想呢？这个世界需要“信赖”，这个世界有了信赖就会美好。所以编者把课文《珍珠鸟》与课文《诚实与信任》、《九色鹿》放在了一个单元，从“思想”图说需要出发，全然不顾文学语体“大动手术”，合思想者留，不合思想者去，不惜歪曲作者意图进行修改或重写，文学“沦丧”了！

　　我并不反对语文教育中需要“思想”，但我反对牺牲“文学教育”来完成所谓的“思想教育”！文学作品本身的教育性当然不容忽视，但首先应该是文学作品；文学教育当然不能忽视思想教育，但首先应该是文学教育。

　　从思想教育首位的简单目的出发，文学作品不再是作为文学作品而存在了，文学文本成为了简单的宣传文本。文学作品成了课文后气韵没有了，汉语特有的节奏美没有了，甚至“文眼”也没有了！

　　原文《珍珠鸟》开头极有韵味：“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团干草，那是小鸟儿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两个小节，语言美极了！押韵：“好”、“鸟”、“草”、“巢”、“鸟”，两节七句，没有一韵到底，那样太呆板。第一节“好”、“鸟”两仄韵后第三句末字“里”，也是仄声，但不押韵，再接仄韵“草”，以平韵“巢”收束整个小节。“巢”平声可以给人一种声音延长的意韵，不致让人感到到此戛然而断，第二小节一承——“有人说”，末尾又以“鸟”呼应前韵，真是有味。

　　在声韵如此好听的开头作者还精心布置了句式，“真好”，一词独立成句，冲口而出，有无法抑制的兴奋。“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不长不短的句子将激动的情绪略略压了压，一个长句“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写得轻松，语调舒缓起来，接以两句一短一长，节奏变化而丰富，真是好文法！

　　“有人说”，语气轻柔，笔锋轻轻一转，柔柔地接过“巢”延长而来的声音，似乎犹疑不定，但恰是作者睿智表征，与苏东坡《念奴娇》“人道是”异曲同工。“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正是本篇文眼！历经了十年浩劫的人都“怕人”，人与人的社会因为“与人斗”而“怕人”，通篇都着意于“怕人”，如何疗治这个已经人怕人的社会，这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因此是《珍珠鸟》的“眼”！

　　课文《珍珠鸟》删去了文眼——“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珍珠鸟”没有“眼睛”！“盲了双目”的《珍珠鸟》当然就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珍珠鸟》了，不是文学作品《珍珠鸟》，怎么能够进行文学教育呢？

　　因此，我认为用文学作品的原著作为教材，文学教育才有可能。把“文学作品”变成缺少文学味道的“课文”是文学教育“沦丧”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修改原著原作变成课文始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盛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以为修改作品至少有两个原则：符合思想性要求；作为语言表达的范本有利于规范的语言训练。

　　看看延续两千多年的母语教育实践，“课文”一直只选不改！文学教育史上出现过许多选本，有名的如《文选》、《千家诗》、《古文观止》及《古文辞类纂》等。各人因文学观念不同选文各异，文学教育却一直是中国母语教育一道亮丽的色彩，选文不同没有使得文学教育“沦丧”，因为“课文”还是文学作品！

　　反观时下通行的教材，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可以归为文学作品的有几篇？这样的课文怎能够实施文学教育？我无意苛责教材编选者，但问题总要解决。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以为“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教材编选者如此费尽心力地修改原著原作主要是为了实现语言教育和思想教育，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是“两股道上的车”，虽有关联但不能同轨。无论是所示范的文本还是最终评价的策略和系统都有本质的不同，哪怕是识字教学，语言识字与文学识字本质是相异的，教材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专门以“字书”为教材的语言教育的丰富经验，我们同样有“读书有间”、“诗无达诂”的文学教育的辉煌历史。

　　在语文教育中关键的问题还是教材，近百年的语文教材是在中国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研究摸索阶段的尝试产物，这样的教材成了以“去文学”灵动“人治之法”（王力对中国语法的描述）为代价的语料课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冯骥才的《珍珠鸟》是多么可怜，变成课文《珍珠鸟》时被剜去了“双目”还被零落地插上了斑鸠、喜鹊的羽毛，“珍珠鸟”不再是珍珠鸟了，文学教育还有可能吗？

　　回归到两千多年语文教育成功经验的原路上来，这条路上未必什么都对，未必什么都合乎现实，但方向不错！把语言教育（甚至我想用“语言教学”来表述）与文学教育分开来，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言的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合在一起只会“两败俱伤”！

　　怎样避免“两败俱伤”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编选合适的语言教材和文学教材，很多的教学观念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但可以在教材的编写实验中不断地得到修正。语言教材可以修改原作甚至创作“课文”，以作为语言表达训练的范本；文学教材要重回到选本的道路上来，尤其要关注文体问题在选本中的体现。中国文学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文体特色明显，从母语特征和母语文学特征出发编选教材，文学教育才能成为可能。

　　用原作原著进行文学教育，这是避免文学教育继续“沦丧”的一种办法。因为文学教育是在把文学作品变成实用的语言训练范本的课文时开始“沦丧”的，《珍珠鸟》们是在那时开始了他们可怜命运的。固然这不是一个经过简单论证就可以详赡的命题，在这里我所述及的只是一些简单的结论，感性的结论还有待学理的论证，但这些消解疑问的努力，一定是《珍珠鸟》不再可怜的良好开端！

　　（陈国安  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