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个实验，学生的问题五花八门：

　　“为什么要用干燥的空气？”

　　“怎么把空气弄干燥了？”

　　“为什么前两只试管要密封，后两只试管要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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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问题，栾书鹏爱不释手，他说，这是“课堂的眼睛”。

　　失去了眼睛，课堂就没有了灵魂。

　　在随后的课上，栾书鹏与学生们一道，运用各种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由于问题的存在，整堂课波澜起伏。时而，学生们沉浸在静静的思考中；时而，学生们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智慧的种子，就这样悄悄播在了学生心中。

　　“我们学校很重视培养学生提问题。”栾书鹏说，校长甚至提议，让学生在双语九年，要提出1万个问题——平均下来，每天得提3个问题。

　　也许没有学校像双语这样，把让学生提问题放在了如此的高度。

　　“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赵福庆引用物理学家李政道的这句话，来解释提问题的重要性。

　　“过去，我们的教育在学‘答’上下了太多功夫，学‘问’却成了‘异端’”。

　　“不会提问，我们学生的思想就只能跪着，站不起来！这样的学生，怎么能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要知道，提问是创新的起点。”

　　让学生学会提问，鼓励学生提问，渐渐得到了双语教师的认可。

　　他们不再轻易否定学生的“胡言乱语”——很多时候，它们似乎与课堂无关，但越是跳跃的思维，越是孕育着创新的火花。

　　他们也不会为了赶进度，就对那几只还举着的小手视而不见，或者有礼貌地说“以后再探讨”，就生生地把学生的问题堵回去。

　　这不，在学习《草船借箭》时，一位很喜欢军事知识的男生，一个问题就把老师的课堂预设打乱了：“为什么曹操不用带火药的弓箭？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把诸葛亮船上的草把子点着。”

　　这是很好的异向思维！虽然破坏了原有教案的完整性，却激发了全班学生探究的欲望。

　　望着学生激动得通红的小脸，看着一只只如小树般举起的小手。老师谭晓玲决定“荡”开一下，给学生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

　　有的学生说：“课文中写着：这一天江上大雾漫天。江面上水汽应该很大，估计没射到船上，火就灭了。”

　　“能从课本上找到依据，可信。”

　　“我不赞成，课本上说诸葛亮的船队已靠近曹营。曹操不用带火药的弓箭，是担心火太大，会烧着自己的船队。”

　　“考虑得很仔细，战争必须知己知彼，有大局观。”

　　“老师，我查过资料，弓箭带上火需要用火药包。当时，诸葛亮的船队已靠近曹营，他们来不及作准备。而且，带火药的箭在宋朝才广泛使用。三国时期，这种装备并不齐全。”

　　“哦——”和同学一道，谭晓玲不禁为这个学生给出的答案喝声彩。尽管她对这个信息并不了解，也做不出什么评价，但学生的旁征博引启发了同学从不同角度去理解问题、激励同学从更多渠道获取知识。

　　对这样的课堂，双语的校长和教师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他们看来，一节课好不好，不能以学生是否规矩和听话来评判，不能以教案是否全部完成来衡量，关键要看学生有没有开动脑筋，教师有没有呵护学生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辰还闪亮的智慧。

　　这样的课堂，便是让学生学会创造性学习的课堂。

　　所以，当你看见双语教师把语文课搬进温室时，不要惊奇：面对每一粒种子，学生都会有自己对生命的感悟；面对每一片叶子，学生都会有对大自然倾述的愿望。当你看见双语的地理课上，学生用乒乓球和铁丝，高高兴兴地自制地球仪，或是为了“中国地大物博”这句话而争得面红耳赤时，也不要惊讶——还有什么比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会思考、在想象中学会创造更重要的呢？

　　在教育的世界里，过程往往比结果更关键。

　　教育的最高艺术，正在于此。

　　辩证法的胜利

　　雪花飘落，双语校园的梅花悄悄探出了头。

　　可今天，美丽的景色失去了吸引力。各个班级的科技成果展，成了师生最感兴趣的事。

　　“这是我设计的‘节能教学楼’。”五年级于亚弘的展台前，挤满了同学。她有些紧张，清了清嗓子，“这种教学楼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楼顶和玻璃上。”

　　“我在楼顶加了两个小风车和一个太阳能的触电板，用于教学楼的供电。”

　　“我最得意的，还是玻璃上的设计。大家看，我给玻璃贴上了镀电隔热膜，它夏天隔热，冬天吸热，可以节省大量的能源。”

　　听完介绍，不知是谁嚷了一句：“于亚弘你真棒！我投你一票。”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科技成果展，是为期一个月的科技节的‘重头戏’。除了科技节，我们还有大量的其他活动，比如说双语节、校园电视台、种养殖活动等。”科技老师蔡岩平介绍，这些活动都已成为双语的校本课程。

　　但兄弟学校来参观时，有人认为赵福庆是在搞“花架子”。

　　“这也是校本课程吗？”他们和赵福庆理论，课程要有教学计划、要有教材、要有评价。你们的这些活动，缺少教材，怎么能算是校本课程？“难道校本课程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谁说只有形成文字，才能成为课程？”赵福庆反驳，除了没有教材外，我们这些活动面向全体学生，不仅有教学计划，而且有评价，这不是一门课程最重要的因素吗？

　　像五年级学生的种植活动，每个班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轮流参与种植。

　　春天，学习栽种；夏天，学习管理；秋季，感受收获——这是不是最鲜活的教学计划？

　　每个小组都有一个记录本，学生在这上面写下自己的观察与感想，老师写下评语——这是不是最生动的评价？

　　此时，种植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无字教材”。

　　这种校本课程观，把实践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让学生实践，不再是零碎的、“拍拍脑袋”就可以出来的随意设想，而是有了持续性和计划性。

　　“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实践性课程。”赵福庆曾到英国学校考察过。他发现，英国学校的实践性课程和知识性课程的比例几乎是1∶1。一所学校甚至每周开设了戏剧表演课，让孩子们自己创作戏剧，自己演出。

　　再看看国内，小学阶段的实践性课程占了不到1/5，初中就更少了。

　　这种课程结构，在赵福庆看来，既是对学生接受知识方式的不尊重，又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轻视与忽略。

　　回国后，在赵福庆的坚持下，双语实行了“三四五课时制”，把英语和音乐一节课的时间减为30分钟，语、数课时间不变，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时间延长到50分钟。

　　“实践性课程，能给予学生体验，让他们体验知识的力量、体验责任的重要、体验探索的乐趣。这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不比死记硬背一些知识点更重要？”

　　在蔡岩平老师负责的“獭兔养殖”课上，有位曾让人头痛的小调皮，“三天揭瓦，四天上房”，“干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

　　可就是这么个孩子，一看见养殖园中的獭兔，眼睛“噌”地就亮了。趁着养殖园里没人，还不是组员的他偷偷溜了进去。看着毛绒绒的獭兔，小调皮乐坏了。再仔细看看，呵，獭兔的嘴一张一张的，别不是饿了吧？他拿起饲料就喂了起来，没想到，小獭兔被撑死了！

　　看到蔡老师，小调皮嘴一瘪，哭了：“我不是故意的。”

　　拍拍小调皮的头，蔡老师没有责怪他，而是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查獭兔的资料，然后“给老师讲讲该怎么养，讲得有道理，这事就算完了，我还让你加入养殖组。”

　　从来坐不住的小调皮，头一次安安静静坐下看书、查资料。“没想到，书上有那么多有用的知识”。

　　加入养殖组的小调皮，给了蔡老师更多的惊喜：进行观察，他总是最认真。养殖中出现了问题，他总能第一个发现，同学送他外号“技术员”。对低年级同学进行辅导，他再耐心不过。

　　小调皮变成了爱思考、有责任感的“小先生”，这让蔡岩平很开心：在双语这个舞台上，孩子们都能过上自己特有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会孕育出下一个“爱迪生”、新的“巴甫洛夫”！

　　与学校层面的实践性课程相比，老师们自己开发的班级实践性课程，因为灵活、机动，让教育实践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也让学生体会到童年成长的幸福。

　　每两周，吴艳华老师都会带学生外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她从心底希望，自己的实践性课程能让学生亲近自然，融入社会。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总是纠缠在课本中，忙得个个少年老成，双眸暗淡，挤走了童年的快乐与梦幻。

　　快乐，本该就是孩子们的权利。

　　一次，吴艳华与学生约好，在周末去爬山作观察。可一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吴艳华担心安全，打电话咨询学生和家长，没想到，学生比她还坚决：“去！”

　　活动结束，师生一身泥水回到学校。没有任何老师布置任务，兴奋的孩子拿起笔，同学的情意、自然的美丽，从字里行间潺潺流出。

　　其实，开展这么多活动，吴艳华不是不担心安全问题，也没少和校长赵福庆聊过。但每次，赵福庆都给她支持，从没说一个“不”字。

　　因为，在赵福庆心里，他始终坚持：学校，本就应该在学生的花季生活里，尽可能多地给他们一些与“童年”这个词相符、相称的内容，要让他们在将来的回忆里，多一些色彩，少一些遗憾。

　　学生活动太多，占用了很多时间，也曾让个别教师不理解。

　　尤其是刚建校时，双语的教学成绩在莱州根本排不上号。有老师干脆就给赵福庆提意见：“能不能少搞些活动？多训练一下学生的做题能力？”

　　赵福庆坚决不同意：“学校应该是师生的生活家园，怎么能变成分数的利益战场？”

　　十年流光，佐证了他当初的坚持。如今，连续4年，教学视导评估和办学综合评估，双语都排在莱州市的第一位。

　　赵福庆笑言，这只能说是辩证法胜利了——当我们为分数而分数的时候，分数显得极为吝啬；但当我们致力于追求学生的终身发展时，分数却十分慷慨。

　　2006年，赵福庆被评为“山东省2005年度教育创新人物（校长）”。

　　对于创新，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创新是一种突破的勇气，要勇于突破已有的条条框框；创新，也是一种执守的锐气，是不随大流、对教育精神的不离不弃；创新，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承诺，是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奠基。

　　此后不久，学校要建“名师榜”，老师们请校长题一句话。

　　赵福庆想了一宿，第二天大笔一挥：“教育，每天从零开始。”

　　这是何等的气魄！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