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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2009-09-27  2009年09月27日  来源:人民教育

  在课外,以前是老师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厌烦不已。现在,作业极少,腾出时间给孩子大量阅读,预习。别看孩子们整天忙忙碌碌,他们的心,却是快乐的。他们到处查找资料,甚至在被家长勒令睡觉之后,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课堂上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俗话说:“无事生非。”这个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没有正事做,才去招惹是非。只要学生有了更喜欢的事情去做,就再也无暇光顾游戏机室或者网吧,他们自然而然地,与那些地方彻底决裂了!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这是“生本教育”理论对于德育的一个基本观点。

  郭思乐教授说:“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受压抑、无心向学。反之,当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意气风发、努力向上时,德育工作就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他认为:“学生美好德行的建立、人格的建树,不能依靠外在的说教,而必须依靠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必须经过学生的内化去实现。”而“生本教育”自主的课堂和与之相连的生活实践,就成为学生获得涵养和德行的最自然、最有效的方式。

  上个学期,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汤梓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鲁迅的《风筝》。“小组讨论时,我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个同学,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产生了意见分歧。”班级讨论时,班上的同学分成了两派,她们两人各领一派,辩论很激烈。

  “下了课回到宿舍,我们也没有停下,各自绞尽脑汁、引经据典,一直到晚上10点半熄了灯,还在压低了声音争论。”第二天一早,争执不下的两人“互相拉扯着”,找到她们的老师,希望老师给分出个是非曲直。

  “可是,老师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汤梓欣说:“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服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说服。要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独特的角度,是值得尊重的。’”

  这番话,让汤梓欣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问题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不同的观点,不是‘非对即错’,而是可以和谐共存。”

  对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认识啊。

  建立在小组、班级自由讨论基础上的“生本”课堂,由于深刻、强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真实的天性,既有淳朴、自信、进取、团结的一面,也使狭隘、易冲动、情绪化的一面暴露无遗。

  所幸,学生德行的养成,与他们知识的形成相类似,都具有自我纠错的特征。而生动活泼的“生本”课堂,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改变与提升的有利环境。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江佳育,谈起她班里的讨论,有自己的感受:“讨论就避免不了争论。开始,谁的嗓门大,谁的观点更偏激,谁就更容易受到同学的注意和支持。这样的争论,最后经常演化为人身攻击、吵架,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同学,虽然声音不高,但他们不说干巴巴的大道理,会引用一些能打动人的材料,尽量让语言更优美,他们逐渐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不偏激、更理性、更新颖的观点,也更容易服人。现在,我们都在向这样的风格靠拢。”

  从表面上看,这是辩论技巧的进步,从本质上看,却是学生观察与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们正逐步摆脱自己的偏激、狭隘,学会容忍与克制,走向理性和成熟。

  “在‘生本’课堂上,我们不仅看到学生对同伴的真知灼见由衷地赞美,也看到他们对不同意见的理性质疑。这表明,他们拥有宽广恢宏的气度。”郭思乐教授说,“其弦歌雅意,天籁心声,令人欣喜。”

  他说:“事实上,学习生活作为学生生活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生形成美好德行的摇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德行的未来走向。社会对学生道德成长的要求,要借此才能实现。”

  “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去年秋天,广州市骏景小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游。有老师提出来:咱们给孩子组织一次野炊吧!想想看,孩子自己煮饭、烧菜,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多么有趣。

  可是,野炊要生火、用水,还免不了动刀,样样都是不安全因素啊。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合计来合计去,觉得太难。就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陈武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骏景小学是一所成立不足5年的新学校,自成立之时,就开始进行“生本教育”实验。“生本教育”给学校带来了积极的课堂、欢欣的师生。学校也很快成为“广州市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不久前,还被评估为“被社会认可的好学校”。

  那么,在课堂之外,学校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生本”呢?

  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决定,就从这次野炊开始,试一试!

  按照“生本”的原则,应该把老师“事无巨细的交代、细致入微的安排”,都转化为学生的思考、研究和自主决定。于是老师们都在班级布置了“研究任务”:“要野炊了,请你告诉大家,应该准备些什么?怎样分工?注意些什么?”

  学生们很快行动起来。他们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在互相讨论、质疑、补充当中,一份份关于安全、分工、日程等各方面内容的“野炊预案”出台了。

  五年级3班的“野炊使用刀具注意事项”,就是其中的一份:

  1. 刀具是很锋利的,能不用就不用,例如蔬菜之类的完全可以用手撕的。

  2. 实在要用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切菜时,不要把手指放在刀具的正下方。

  3. 不要拿刀来玩,也不要挥舞刀具。

  4. 妥善保管好你的刀具,不用时放在背包里。

  5. 切记:使用刀具时,心急可能会酿成大错。

  6. 如果被刀切伤了,马上用干净的水清洗伤口,再用创可贴止血。

  最后,祝大家野炊愉快!

  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们登上讲台,代替校长和老师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安全教育”。孩子们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刀,怎样用火,怎样注意周围的危险事物,比如水塘。而老师们,只是坐在台下,倾听,微笑。

  野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出发的那一天,孩子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因为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野炊!

  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案非常有效,整个活动热火朝天却又井井有条,之前最担心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当然,以孩子们有限的生活经验,还不足以应付所有的情况。

  有一个班,当炒菜的铁锅在火上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哎呀,怎么忘了带一块垫手的抹布!眼看锅里的菜都要发黑了,孩子们急得团团转。有个男孩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棒,穿起铁锅的两个耳朵,把锅端了下来。他的“英雄行为”,引来一片欢呼。

  还有几个学生,当他们得意地把“烤好”的鸡翅端给老师的时候,突然懊恼地发现,正有一些血水顺着肉缝,慢慢地流出来……

  多少日子过去了,那些小小的插曲,还一直是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次野炊,是我们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陈武说,从此“生本”理念在他们学校,由课堂教学延伸到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

  他们把所有能依靠学生做的事情,都交还给学生,放手让他们去做。

  学校甚至把原来用于书写校训的、全校最显眼的一面墙,都还给了学生,作为他们自主创作的“涂鸦墙”。现在,那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

  有一次,学校里进行“装饰教室创意比赛”,当班主任刘迅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时,他们却认为:“我们的教室已经装饰得很漂亮了,为什么还要推倒重来呢?太浪费,又不环保。”刘迅虽然觉得放弃比赛有些可惜,但是,“既然学生说得有道理,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比赛。

  “与在课堂上一样,‘生本’管理的基点,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立场、想法。”刘迅说。

  参与“生本教育”实验的不少学校和教师,都自然地把“生本教育”理念,迁移到他们的管理工作当中,这让“生本教育”超越了单纯的“教学改革”的范畴。郭思乐教授说:“我们有大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校长和老师们做了很多创造性工作。”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李卫林老师,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对于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以前我们下了很多工夫去管的事情,都是学生本身的需要,比如自习课保持安静,教室与宿舍的整洁等。我们管得太多,反而让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忘记了。”

  就像那个有名的故事,有个老人因为受不了孩子踢球的喧闹,就付钱给他们。当老人一点一点减少所付的钱时,孩子们说:“就这么一点钱,我们才懒得给你踢呢。”从此放弃了这项曾经让他们那么快乐的游戏。

  “我们不就在做那个老人吗?我们惯常的管理方式是,‘做好了加一分,再做好一点加两分,做不好就扣分’,把学生天性的需要变成了分数和奖惩。‘生本’管理就要把他本身的需要还给他。”

  于是,李卫林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去制订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应该怎样去保持?”“在班级里,什么行为是受欢迎的,什么行为是让人讨厌的?”

  经过讨论,学生们认为,“脏乱和嘈杂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自习课时大声讲话,不能乱丢东西,也不能把零食带到教室来吃,因为“味道太大会影响别人”。谁违反规则,就会成为“令人讨厌的人”,遭到大家的“白眼”和“指责”。

  李卫林说:“以前,是我要求他们去做,天天在耳边喊,他们还逆反,跟我对着干。现在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做,效果当然不同。我很少去督促他们,可他们自己做得很好。”

  “生本”式的管理,让老师从繁重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也让学生摆脱了无休止的“说教”和“唠叨”。学生尝试着“做自己的主人”,这让他们对老师心生感激与热爱。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健康、和谐与亲密。

  在广东,乃至全国,“生本教育”呈燎原之势。

  博罗县,广东省的经济欠发达县。罗阳镇一中,博罗县最薄弱的初中之一。前几年,在全县45所初中里,他们的综合排名是倒数第三四名。校园只有17亩,是县城最差的;生源被称为“箩底橙”,意思是挑剩下的、又青又烂又酸的“货底子”。

  数学教师林东平记得,当年的课堂,他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持纪律。有一次,几个学生“大闹天宫”,他忍无可忍,对那个闹得最凶的学生说:“你不听讲可以睡觉,不要影响别人!”而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回敬:“个个老师都让我睡……我哪里睡得了那么多!”

  就是这所学校,2004年进行“生本教育”实验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2007年,学校在全县一跃而为第7名。这两年,每到招生季节,校长陈留明都要关闭手机,“躲避蜂拥而至的家长”。

  博罗县教育局局长陈锡坤说:“‘生本教育’在这样的学校取得了成功,很有说服力。”2007年,县教育局决定把“生本教育”推广到10所小学、10所中学;2008年,又推广了10所小学,10所中学。

  在博罗县那些偏僻的山区,孩子们打着赤脚、脸上还粘着泥巴,但他们却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因为“生本教育”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2002年,“生本教育”实验进入香港,2005年,进入澳门。

  2007年,在广东省教育厅的直接推动下,“生本教育”实验开始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推广,首批学校有15所。

  同一年,“生本教育”实验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典型经验之一,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编的《新时期素质教育案例选编》。

  2008年,“生本教育”北上江苏、江西、北京等地,一批实验学校相继涌现。

  对此,郭思乐教授感到自豪。同时,他又不满足,他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位戴着宽边眼镜、语调平和的斯文长者,胸中自有丘壑。他说:“我们要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教育可以这样简简单单地来做,但学生能够学得无限精彩。”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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