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忠海小传：他以人格魅力见长，被学生亲切地称呼为“海哥”；他以教育家的敏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培养人文精神”；他本人也是一位极具人文情怀的校长，到偏远农村学校参观，发现学校竟然没有像样的厕所时，他立即拍板：我们来出这个钱。他赞助七宝中学的贫困孩子，从高一到高三，学生考上研究生、参加工作，两家也走成了朋友。他善于学习，从国外的课程设置，到国内的办学思路，他都能巧妙地融入自己的理念之中。他说，做校长，除了用心用力外，还要有一点悟性和慧根。

　　他是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党委书记仇忠海——上海市特级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特聘教授，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市高中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模。自1994年以来，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十佳“我心目中的好校长”等区级以上各级各类荣誉称号60多项。2008年，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

一位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轨迹

　　口述：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  仇忠海

　　整理：本刊记者  梁伟国  李  帆

　　2008年，我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当时被评上的10个人中，只有我是中小学校长。这个荣誉就像泰山一样压在我身上。我觉得，说我是一名优秀教育工作者就可以了。从1977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当了25年的校长。我很愿意和大家谈谈自己成长中的一些经历，很个性化的东西，和大家交流。

　　成功的起点是感到自己的价值

　　我是七宝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的，1969年到塘湾乡插队。这期间很迷茫，特别想读大学，但一直没机会。当时弄到几本诗集，泰戈尔、海涅、普希金，我很喜欢，每天抄啊读啊。直到现在，“我体验了愿望，我厌倦了幻想，现在只剩下一片苦难，那心灵空虚的果实”（普希金诗句）都记得特别深。当校长后，我特别注意用文学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我想，这种办学思想是和自己这一段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

　　后来有机会叫我去当代课教师。本来以为是教语文，却当了物理老师。学物理对我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物理是讲究规律的，它是实验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往深里说，学物理使我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物理学对问题的研究，切口不大，但研究得很深，事物之间有一种逻辑关系，你可以一直思考下去。文科呢，面铺得蛮开，但研究得相对浅一点。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后来对我管理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实事求是，讲究规律，是物理学对我的影响。

　　刚代课的时候，我就想，这辈子不要当老师。为什么呢？原来在农村插队，虽然白天蛮累，但晚上还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一代课，从此就没有自己的晚上了，你必须为明天的课去做好准备，备课啊，改作业啊，家访啊，都是在工作结束之后的事，晚上没时间玩了。当时，我给一位朋友写信感慨说：晚上的时间多宝贵啊！

　　“四人帮”粉碎后，我被抽调到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年的师资培训，1977年回到塘湾中学教高中物理。那一届理科有12个学生，我还记得1978年春节刚过，就开始教学生“力学”。当时自己知道得也不多，就一边自学，一边和学生交流自己的体会。当年，我带的那批学生中，有8个考进了大学。最好的一个学生物理考了97分（当时满分100分）。

　　一下子，我蛮有成就感的，觉得当老师挺好。尽管带这届学生我很累，所有给学生做的卷子，我都要自己做一遍，当时备课又没有教材，我用的是《中学数理化丛书》物理一到四册，还有中专的教材和大学物理，每天备课我都要把它们通读下来，然后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写教案，有时工作到半夜两点钟。真的很苦。由于1978年学生考得好，我当年就被评上了上海县先进工作者，第二年到莫干山疗养，我感到非常光荣，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方向。从那以后，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投入，而投入让我的教学越来越娴熟。渐渐地，我从物理组长变成理化生大组长，变成教导处副主任，变成工会主席，1984年当上了校长。

　　所以做教师成功的关键点，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调动自己的兴奋点，而且陶醉于学生的成长，感觉学生成长的每一步都是和自己的付出紧密相关的。那个时候，我想自己一定会当个好教师的，因为我愿意把心放在上面。

　　在塘湾中学，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没有间断过。1979年到1984年，我用4年时间拿到了大专学历，1985年塘湾中学的高中被撤掉，我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脱产两年读本科。后来华东师大举办的骨干校长培训班、高级研修班，我也参加了，我大概是参加次数最多的学员吧。到现在，我已经参加了4届培训。这类理论学习比较系统，许多实际中碰到的问题，一和理论相结合，你就会有一种顿悟：“哦，原来里面是有这个规律的。”记得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学到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能级理论”，感到每个人的能量确实是不同的，但能量与能量之间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级一级的，这就是能级。“能级管理”实际就是量才用人，把每个人放在适合他的位置，把他的能量最大化地发挥出来。目标管理理论也是这个时候系统学到的。后来，我把能级管理、目标管理等理论，结合学校实际，用到学校管理中去，非常成功。198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在科学管理中求超脱》。理论学习，让我的思维得到碰撞，闪出火花，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下学习。

　　我当校长期间，塘湾中学虽然是农村完中，但它的教学质量仅次于区重点中学。后来我又到了友爱实验中学、七宝中学，都是在学校陷入低谷的时候接手的，也都是在很短的时间让这些学校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不仅是自我挑战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后来，我有机会当副镇长、当区教育局局长、当董事长，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就适合当校长。由于全身心投入办学，家里的事没有心思去管，我感觉欠爱人很多。但现在，我回过头去看看，能办好一所学校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这也是我的人生观。

　　当好校长的三个必备条件：“天时、地利、人和”

　　怎样才能当好一名校长？我想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必备条件。

　　“天”，往大里说是国家的教育环境，政府对教育的关注程度，往小里说，就是你顶头的局长。局长是不是开明，是不是真的懂教育，很重要。1994年，当时闵行区教育局局长陈儒俊跟我说：“区委常委讨论决定，把你调到七宝中学任校长。”当时，我所在的友爱实验中学是副科级单位，七宝中学是正处级，相当于“连跳三级”。但七宝中学当时情况很糟糕，升学质量已经滑到市重点的最后了，重点率只有31%。好的老师都走掉了，我接了一个烂摊子，刚开始就不想过去。

　　陈局长给我说了两段话。他说：“忠海啊，七宝中学就交给你啦，我们只认你。学校怎么发展是你的事，你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在学校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的权可以比我还大。但是你记得不能乱来，乱来我还保留一个权，我可以弹劾你。”现在想想，这些话虽然是1994年说的，但其实就是今天提倡的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依法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学校交给你啦，你不能乱来”，这是依法办学、自我约束；“学校怎么发展是你的事”，是自主发展，他这么一说，我感觉他目光很长远。

　　陈局长还说：“七宝中学办不好，我教育局在区政府眼里、在老百姓眼里也没有地位。所以教育局和七宝中学是捆在一起的。我支持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确实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所以说，局长要开明，如果不开明，校长做什么事他都反对，肯定放不开手脚。其实校长多少都有些创造力的，你给他什么都限制住了，他怎么能发展呢？

　　“地利”，我认为是校长的人格力量。我走了几所学校，每所学校要去之前，朋友都劝我别去：这个学校一塌糊涂，矛盾很大，一个语文组就有三派，你怎么搞？但我去了之后，都太太平平，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一直用三句话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一是与人为善。不管教师、家长、学生，我都以诚相待，以心相待。二是成人之美。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三是常怀感激之心。对别人给我的点滴帮助，都放在心里，而且涌泉相报。我走过的几所学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带出来，我想，校长的人格作用是非常大的，可能超过校长的权威。现在在七宝中学，每个教师都把我当朋友。我们一位老师跟别人说：“仇校长有两点我最为佩服，一是我们学校的每个老师，都认为自己是和校长最要好的，可以无话不谈。二是虽然校长不常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校长都知道。”前不久，几位退休教师凑了钱，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所以做校长，也是先做人再做事。

　　“人和”，就是要把人心凝聚起来。像学校干部，你不仅要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助手，更要把他们看作专家，每个条线的负责人都是这个条线的专家。比如分管德育的同志，他整天考虑德育方面的问题，德育方面的书看得比你多，对德育的理解也比你深一些。校长不可能样样都精，你要向他请教。他们写给你的报告，你要非常仔细地看：“谢谢，你写得太好了，思考得很到位。只是有一个地方的提法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就会很舒服。如果校长不这样，说：“怎么好这样弄？按我的方案来。”这对他们是个挫伤。他就觉得，我是在帮校长打工，一碰到问题就找你校长，搞砸了反正是你校长定的调子，我不用负责任。做校长，就要善于让干部在学校总的规划中去实施他的工作方案，实现他的价值，以后碰到问题，他就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校长也会很轻松。

　　教师是立校之本。但现在教师的压力非常大，家庭的、工作的、心理的，校长了解吗？校长要善待老师，要帮助老师解决所有的压力，只给他留下一个工作的压力。我们都知道，你叫一个老师要有压力，他是不会有压力的。但当你帮他解决了工作外的所有压力后，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压力他自己就加上去了。所以我很重视社会资源的积累，老师家里老人看病、孩子读书和就业，有问题，就找校长去。我把这些小事情做好后，发现老师都非常努力。学校有位新调来的老师是劳动模范，到了我们学校后，他说：“大家工作太努力了，我是劳动模范，但我看大家都是劳动模范。”你想想，一所学校都是劳动模范在工作，学校质量能不上去吗？

　　“人和”还必须善待学生。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都应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但我们过去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在压制学生、限制学生。2001年冬天，一位学生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学校现在的作息制度有问题。这么冷的天，6点20分开始跑步，违反科学常识。这位同学还说：“我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太阳没升起来，人体剧烈运动是有害的。”我刚看到信时，想他是在挑战学校制度啊。因为七宝中学从194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寄宿制学校，一直以“半军事化管理”为骄傲的。但现在学生提出来了，我不能视而不见。我问一位副校长是不是看到过这种报道，他说，有的。我就找学生座谈，一开始学生不肯说。我把学生的信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如果大家都感到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怎样改变。学生就说了，他们说：“仇校长，我就盼望着下雨，下雨就可以不出来早锻炼，我这一天感觉都很好。如果跑了，一天的精神都不好。”一个女孩子说：“我一跑就头晕，妈妈说这是低血糖，要带两块巧克力。”学生七嘴八舌说完后，我们又在全校发调查问卷，结果73.5%的同学都赞成改变。于是我们决定，每年冬至到第二年的3月1日最冷的时候，不搞集体的户外剧烈活动。后来在升旗仪式上宣布，几千名学生经久不息地鼓掌。所以，学校工作的出发点，不要以校长为主，而是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主。

　　做好校长，“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基本的条件。任何人的成长都是从这几方面开始的。局长们应该相信校长，把权放给校长，不要把权力都拿在自己手里，变成一个“大校长”。这样一来，校长就没事情好做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结果把自己的特色和创造都弄没了。教育行政领导一定要理念新，站得高，看得远，心胸开阔，要允许校长犯错误，要保护校长。至于校长本身，要对教育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对我们的国情有一个了解，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要学会用有限的资金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这是校长的任务，不能像有的学校那样，一个月只休息半天，从早到晚“死学”，没意思。校长要把师生真正地装在心里，一切从为老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和干部的发展去考虑，这样就具备了成为一名成功校长的基本素质。

　　现在，很多校长喜欢到别的学校参观学习，以为学了一套东西后，挪过来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一直给老师说，我们的核心经验可以告诉给别人，不要担心，他们赶上来是好事。但实际上很难赶，很难学。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什么硬性的东西，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制度或事情，在我七宝中学能够做成，但到别的学校就做不成，它不是你学一个技巧、一种做法就能达到的。天时不是校长可以控制的，但地利与人和，却是校长可以通过加强自身修养达到的。

　　校长要有自己个性化的办学思想

　　从1994年到1996年，我在七宝中学做了三件事：人际环境建设、学术环境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而且现在还在坚持。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调出去的教师也要求回来。

　　学校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后，对你校长就是一个考验了：你选择把学校带到什么方向？如果你想的是在升学率上超过别的学校，那你就可能去动脑筋挖人家的老师，抢人家的生源，或者关起门来补课。但这是没有出路的。当时上海有“四大名旦”（上海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和上海交大附中），他们有一流的师资和生源，七宝超不过他们。而且如果单纯追求升学率，可能会一步步上去，但也有下来的时候，校长就只能在无穷无尽的烦恼当中，这就叫“苦海无边”了。我就想，要尽快把学校办出名气来，一定不能走这条路。

　　当时我看上海，只有建平中学很有声音，他不是“四大名旦”，但他的声音盖过了他们。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被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教育观点，“合格+特长”、“规范+选择”，学校所有的制度、课程、校园文化都按这个理念去改变了，于是办得非常火，教育行政部门认可、教育专家认可，整个学校的办学品质也上去了。我就想，找个正确的理念来带动学校的发展，是一条“大道”。其实当时上海很多学校也有自己的口号，但真正拿出东西来，让整个学校围绕理念去改变的，还不多。

　　那七宝中学应该是什么理念呢？我提出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这个理念，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是在我对教育和社会长期关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重理轻文，重智轻德，培养的学生人格不健全；社会上，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了社会道德滑坡。吕型伟先生不是说过吗：德育如果是庄稼的话，那人文精神就是土壤，你要想庄稼长得健壮一点，就要有肥沃的土壤。

　　从关注教育和社会的现实，到最后形成“全面发展，人文见长”这八个字，我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进行思考，经历了三次修改。第一次提的是“五育和谐发展，力求人人成才”，第二次提出“给学生创造充分发展机会的学校教育”，第三次才是“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理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校长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自己的理念。现实是螺旋式发展的，校长的思想和理念，也必须根据实际，第一轮、第二轮不断地攀升发展。哪怕是同一个理念，它也要螺旋上升。

　　当校长提出了自己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后，他才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了真正的“自主办学”。什么叫自主办学？就是在深刻把握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宏观把握和一种内在的预见性，并能把教育理想果断地付诸教育实践。

　　所以校长要学会看“势”，即趋势。当我们埋头工作的时候，还要抬头看看整个教育发展的势头。比如说，我到友爱实验中学这所农村初中的时候，国家正提倡“农村教育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我就在友爱中学进行“3+1”实验，初中三年，再加一年的职业技术培训。以此为突破口，把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从上海县的倒数第一二名，变成了第一位。又比如说，国家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我就考虑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最后一定会落到教育上，所以我在七宝中学用整整四年的时间，成立了学生科学研究院，建起了物理探索馆、生命科学研究室、纳米技术实验室等，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有一位学生，在高中阶段竟然获得了39项专利！

　　校长提出理念，办学就有了“蓝图”。下一步，就要按“蓝图”去“施工”。而课程是“施工”的重要途径。像我们开设的校本课程《文化与人生》，每周星期五下午，拿出三节课时间，请来国内外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讲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学生非常喜欢这门课，称为“人生的报告”。其实当时的选修课中，适合学生的人文课程比较少，我们就发动老师，编写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纲要》、《当代中国外交简史》等。在别的学校觉得主科的课时都不够时，我们不管，我们有勇气把升学率放在一边，因为我们的办学理念就决定了：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一定的人文修养和较高的文化品位，能够全面发展。

　　当我们把升学率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的升学率是稳定上升的。而且越到后来，提高得越快。一本率，今年我们有信心冲90%。我一直说两句话，以同样的分数考取同一所大学的，七宝中学学生一定比人家更优秀，因为我们是靠学生的综合素质带出来的；第二句话，二十年后，看哪所学校出来的栋梁之才更多，我有这个自信和别的学校比一比。

　　我到七宝中学快15年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理念从提出、磨合到践行，也快15年了。很感谢有七宝中学这样的理念实践场。现在有的地方提出校长三年或五年一轮岗，其实对校长，特别是对正处在理念形成期的校长是不利的。在同一所学校，校长可以就一个大的问题不断地实践、提升，最后悟出教育的真谛。如果频繁调动，不同的学校问题不同，情况不同，相应地校长提出的理念也可能不同，不利于校长个性化教育理念的产生和成熟。很多名校长都是在一所学校呆很久的，像上海育才中学的段力佩校长、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赵宪初校长都在各自的学校呆了20多年，上海中学的叶克平校长近20年。我的“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理念发展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善。我一直都在思考，最近有了新的想法。下一步我将提出，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这是我人文教育理念的又一次螺旋式攀升吧。

　　遇到问题，就是提高自己的时候

　　从1988年任友爱实验中学的校长开始，我做课题就没有间断过。校长也好，老师也好，要成长，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

　　我认为，课题研究是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探讨，是一种提升自己内在品质的途径，也是学校发展的生产力。我到七宝中学后，先后主持或参与了1项国家级课题，4项国家重点课题一级子课题，7项市级课题，23项区级课题。现在手上还有一个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这些课题我都是全程参与的，不管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去学习和思考。

　　办学的过程中，校长总会遇到很多问题。面对问题，我的态度是有问题就有发展，没有问题就没有发展。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课题，一定是从学校存在的问题出发，绝不为课题而课题，不搞“空心课题”。

　　2001年底，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学校创办的中期评估。评估结束时，评估组长对我说：“忠海啊，学校挺好的。但有一点，我们10多位专家听了40多堂课，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的不多，你们的课还是很传统。”这句话给我压力很大，我在教师大会上说：“我们要花三到五年时间，搞一个全员参与的校本课题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课题名字叫《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率、创造性课堂教学创新研究》。每门学科都围绕这个课题，进行学科研究；又设计了17个子课题，要求每位教师至少申报一个。第二年4月底必须拿出提纲。到了4月份，我一看，全没达到要求。为什么呢？因为教师没把自己放进去，都用文献研究法，把这个课题研究做成了空心的研究。于是全部退回去。我们请华东师大的一些博士和硕士，收集了2000多万字的有关课堂创新的文章，然后分科装订。当年暑假，我和全体教师一起，通读与自己有关的文章，并写一篇反思。秋季开学后，我们把所有老师的反思收集起来，创办了一本《教育创新》杂志；然后分5个组举行论坛，每位老师都要发言、点评，我全程参与了语文组的讨论。这个过程中，我对什么是高效课堂的认识也得到了提升。

　　讨论完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学科教学研究所，把学校的优秀师资组合起来，分成6个小组，有质量评估组、拓展性课程建设小组、导师组等，进行改革实践。我们要求，从2003年9月到2004年9月，每位老师必须拿出一个课例来。学校录像，大家研讨，有问题就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从2004年9月起，大家再把最好的课推出来，在全校进行交流评比。

　　2005年4月，我们把课题成果向全市展示，当年评估组的专家也请来了。我对他说：“是你当年一句话，引发我们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研究。请你们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改变。”专家特别高兴，说，工作这么扎实，有什么事做不成呢？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巩固提高，2006年12月，进行了第二次全市课堂展示，这次比较成熟了。

　　2007年课题结题时，已经是市级课题了。我去答辩，获得了闵行区一等奖。这样的例子在我办学过程中有很多。发现问题，用课题解决问题，也成了我一个常用常新的“武器”。有些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比较累，身体累，心也累，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就是他们没找到教育教学的规律。所以校长要和教师一起，学会用课题去找教育教学的规律，只要找到规律了，再提出符合学校实际的做法，自然会成功。

　　对国内外的各种理论，我也看，但只是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然后融合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我从不批判谁，也不迷信谁。做校长要把根扎在自己的大地上，把自己所负责的学校这块农田耕耘好。毕竟每所学校的情况都不同，不要把不服水土的“庄稼”引进来。

　　我当校长25年，一直面对“义”和“利”的选择。但我特别自豪的是，自己坚持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色。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教育家。但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校长在基层默默工作，学校也办得出类拔萃，他们确实是当代的教育家。我们不要把“教育家”看得太神秘，这个称号是对教育职业价值的最高认可。我愿意向这个方向努力。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