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在学校不遗余力地推动自主学习。首先提倡学生自己阅读教材。我认为对终身学习来说，自己能够看懂书是最有价值的能力。从我的自学经历看，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师生的观念都需要改变。有的学生说：“别让我们看书了，多麻烦！高考考什么，就给我们讲点什么，不就行了吗？”有的老师说：“我给他讲他都不懂，自己还能看明白？”但是，我始终坚持着推动自主学习，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应该说，这与我那一段艰苦的自学经历不无关系。

　  1972年集体户有两名知青被选送上大学，对我是一个强烈的激励，从此，我的学习更加刻苦。为了使学习的环境更好，我干脆搬到了马圈去住。春天开化以后，马圈里弥漫着刺鼻的尿臊味道，但这里非常安静，只有马嚼草料的声音，没人串门聊天。

　  是年7月，我们到公社去参加考试，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下，我对上大学充满着乐观的估计，似乎胜券在握，做梦都在盼着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但那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使得考试成绩对录取不产生任何影响。录取的原则只剩下了“出身与表现”。大队长来小队检查工作，带来的坏消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由于出身不好，我上学的事泡汤了！

　  几年来我被大队、小队所重视，被提拔成小队会计，使我渐渐地忘了自己身上还有“出身不好”这根尾巴。我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对上学充满了憧憬，甚至对选调到工厂都不屑一顾，一门心思就想上学。下乡的5年里，我拼命地干活，在农民中得到男女老少的好评，我想不通，父亲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要让我承受惩罚？那一夜，老队长没走，他默默地听着我发泄着牢骚。最后我问，我这样出身的人还有没有希望？老队长语重心长地说：“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了解你，相信你，往远处看，你有希望！”他的话虽然给我带来了温暖，但毕竟抵挡不住现实的冷酷，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

　  别扭了几天之后，毕竟小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生产队还要种地，老百姓还要吃饭，我又投入了紧张忙碌的工作。过了几天，出人意料地又传来了好消息，我被录取到东北师大数学系，由悲转喜的激动让我不能自己。原来旗招生办的通知发到公社之后，公社文教助理曲冠军立即向上反映，国赫孚在公社的6个名额中排在第三号，此人表现优秀，希望旗招办重新考虑。旗招办研究了公社的意见后仍然“维持原判”，理由是“他的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曲冠军当即予以反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对‘可教育好的子女’要给出路。谁表现好，谁表现差我们基层最有发言权。如果你们不尊重基层的意见，那你们愿意选谁就选谁，我们公社一个意见也不签署。”曲冠军的强硬态度促使旗招办重新研究并改判了“同意”。其实，在那个年代，出身是决定一切的，旗招办的做法代表了社会上通行的、无可非议的思维方式。而在“极左”年代能够遇到敢于坚持原则的曲冠军，才纯属偶然。

　  经历了这次上学的曲折，我对出身有了清醒的认识。到了大学，我努力读书、工作，但在政治上不再敢存奢望。系里曾经积极地动员我，要发展我入党，但外调之后也打消了念头。党总支的一个干部还好心地告诉我的女朋友，“你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国赫孚的出身要影响他一辈子，要影响到将来你们的家庭和孩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不是邓小平，她说的，会成为事实。

　  “文革”前后十几年的时间，正是我从少年、青年走向成年的时期。出身像阴影一样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我自惭形秽，摧残着我的心灵，打击着我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