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句话的时候，苏老显得非常的自信。我想这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前辈对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吧。我追问道：“那您觉得学校教育给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学校教育给我最多的是学习的技艺与学习的方法。”苏老的回答仍然是那么铿锵有力。苏老告诉我学生时代的他并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都能很快地完成，之后便和同伴一起玩耍。“现在的学校和老师过分地强调知识的灌输，而非学习知识技能的传授，使得我们的学生过于‘劳累’。”

　　中学教育给了苏老开阔的视野和思想，而提到现在的中学教育，他认为在这点上并不尽如人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虽然学的是工科，搞火箭发射的，可人家写起《红楼梦》评论来让很多所谓的‘红学家’感到害怕，因为他说的总和别人不一样。他是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来研究《红楼梦》。”时下的学生很少有这样扎实的文学功底。

　　“您觉得现今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苏老感叹道：“应试教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不能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二是造成了近亲繁殖，统一风格，不能百花齐放。”他还说，教育应该是富裕社会、造福社会、培养优秀后代，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作家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学习党史专业的苏叔阳1960年毕业后，从事教师行业18年。1978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开始走上了电影创作与文学创作的道路。都说隔行如隔山，苏老何以做这样的转变？

　　他告诉我之所以走上创作的道路，是因为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对创作充满兴趣。“我从三四岁开始登台表演，大学期间也一直为学校的表演创作剧本，长期的实践使我比专业的话剧演员更能控制舞台！”苏老说。他认为自己不是专门趴在屋里写作的那一类，而是从小喜欢艺术，“是从戏剧后台走出的‘另类’作家”。

　　1978年创作的话剧《丹心谱》是苏叔阳的代表作，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剧情讲的是老中医方凌轩的故事，他致力于冠心病新药的研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四人帮”控制的卫生部利用方凌轩的女婿庄济生，对新药研究百般阻挠。方凌轩等不顾迫害，终于制成新药时，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工作。

　　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这样一部有着现实意义的作品，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提到作品创作的初衷，苏老说当时的人们对这部作品有一段“美丽的误解”。

　　“当时中国人处在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当中。一种主流的反思就是非常怀念周恩来。所以这部作品问世后，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部表达对周恩来怀念的作品。”苏老笑着解释说，作品客观上的确有歌颂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成分，但其实写这部作品主要是为了歌颂三代浩然正气的知识分子，批判动摇的知识分子。“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口的想法：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当时的客观环境是没有一个人称赞知识分子的。我对这个颇为不满。”那时的苏叔阳时常这样问自己：“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这样吗？对他们的评价公平吗？”

　　“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我问。

　　苏老说：“30年来，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个根本性的改变还没形成完整的体制和制度，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曙光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最先觉悟的一群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不恰当地对待知识分子的朝代，绝对不可能兴盛。“对待知识分子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从国家和政府来说应该关怀知识分子，不要把学者当成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是其担负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知识分子内心应该是要‘追慕崇高’，否则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则会丧失登高一呼的勇气。”

　　苏叔阳现为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编剧。他从1978年开始正式从事艺术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他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有着独到的看法。

　　“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确让我感觉有一点忧虑。”苏老的忧虑主要有两点：一是当前文学创作中缺乏对民族、对社会的思考，游戏笔墨、游戏人生，或者以自己的一些小的欢快和悲伤为中心。“‘小女人文学’尚可以看，如果‘小男人文学’盛行，这个国家就没救了！”苏老如此感慨。他认为，现在这种小家子气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势头，并同出版界结合在一起，对整个文化氛围形成了很负面的影响。二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作家是镜子的持有者，要将镜子擦干净，反映真实的生活。“我非常同意夏衍的一句话‘作品无禁区的，但是作家的心是有禁区的’，作家自己要把握住什么该说，什么是不该说的。”

　　对于当前电影的现状，他表达了同样的忧虑。苏老认为电影不是不能市场化，早年“《国歌》就是市场化中出现的，《风云儿女》就是卖票的。”他强调：“电影要符合时代，要反映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他认为所有艺术的本源应该是文学，而文学的社会性便是反映社会生活，所以“失去了文学，电影就失去了生命”。

　　“心宽一寸，病退一尺”

　　就在采访苏老的前几天，他刚刚术后出院。1994年患癌症以来，他仍顽强地生活、工作着，写作300多万字，出书8本。抗癌14年，先后多次手术，可他仍笔耕不辍，积极乐观地过着每一天，完全不顾古稀的年龄。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时，您是什么反应？”我小心地问道。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痛苦与哀求都于事无补，与其消沉下去，倒不如积极去面对它，或许还有救！”从那之后，苏老开始有意识地在体力上作准备。他当时住院在六楼，为了锻炼身体，就坚持每天走着上下楼梯。

　　“总结这10多年与病魔斗争的经验，有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吗？”我追问。

　　苏老的回答很有意思：“心宽一寸，病退一尺。首先要把病当朋友看，善待它们。但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必须耐心地安抚它。”每次去医院，苏叔阳都不是说去看病，而是说“看老朋友来了”。他也并不同意所谓“抗癌乐园”这一说法，认为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它，“该手术就手术，该调理就调理”。“其次，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苏老给自己总结了做事的三个原则：“政治上不惹事，经济上没有事，多多少少为国家做点事。”“找点事情干也要有策略，要使自己有成就感”，苏老补充说。

　　于是，苏叔阳想了两个办法对付自己的病，一是锻炼身体，开始每天爬楼梯、快步走；二是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以此来赶走对病的愁苦。《中国读本》一书就是苏叔阳利用第一次手术和第二次手术之间的空隙完成的，第二次手术后又做了一些修改。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苏老书房中的一台电脑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您的电脑吗，经常使用吗？”我好奇地问。

　　“我从电脑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电脑。除了偶尔想留点手稿外，平时写作也基本都是在电脑上完成。”之前，曾遇到很多年纪偏大的作家都习惯用纸稿写作，对电脑一窍不通甚至排斥，所以，苏老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文章的需要，我向苏老索要他的照片。他很熟练地打开电脑，从里面找了一些照片拷贝到我的移动硬盘中。旁边苏老的学生向我透露了一个苏老的秘密，原来苏老还特别爱发短信，平常联系朋友基本通过短信，有时有好的短信也会给学生转发。

　　采访结束后，苏老执意要将我送出门。两个小时的采访，与一位睿智老人的对话，从过去到现在，从理想到现实，随着老人的讲述，我的思绪在时空间穿梭。与其说这次采访是一次挖掘，倒不如说它是一次施洗，用老人智慧的深思，告诉我知识分子所要追慕的真正崇高。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