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当年,我为了生活而走上这三尺讲台;今天,我离开这三尺讲台则一刻也无法生活。 ● 贾志敏 我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大门,按现在的要求,该是下岗的“不合格教师”。那么,我是如何学会上课,并且在讲台上一站就是50年呢? 无奈入“境” 现时的教师,选择这一份工作,或出于对教育事业的憧憬;或考虑到工作比较稳定,多一份高尚、清雅,少一份市侩和俗气;或因家境欠佳,报考师范可免除学费,继续深造。而我步入这一岗位,纯属无奈。 父亲是个商人。解放初,正在海外发展的他,应邀回国。岂知,回到上海仅半年即被错捕错杀。我们兄弟姐妹因此戴上了“反革命子女”的帽子,被扫地出门。时年,我11岁,读小学五年级。 以后几年里,一家人靠母亲帮人洗衣维持生计,我勉强读到高中,还加入了共青团。1958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整风反右之后的整团开始了,我被清除出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个同样的理由,尽管我读书用功,学习成绩好,连续4次报考大学均未录取。求学无门,生活无着,只能靠打工代职谋生。 我啥活儿都干:拉车、扛包、送药、绘图……凡能挣个10元、8元,是不敢放弃机会的。哪个学校有教师病假,我则忙着去代课。遇上个“产假代课”,则十分难得,至少可以代职两个月。再说,小学里女教师多,代了这个“产假”,另一位教师又“生产”了…… 我深知这一份工作来之不易,故十分珍惜。工作没比别人少做,业绩也不比其他教师差。校长见这年轻人还顶用,教课也不错,想给我“转正”,岂知一经“外调”就露了馅儿,好事变成坏事,我被清退了。 惊心动魄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时,我正在一所小学代职。“革命洪流”洗濯着“污泥浊水”。我们兄弟姐妹8个无一例外遭到冲击。在大学里教书的长兄被红卫兵殴打致残,病死在医院里。 虽说我敬业,工作也出色,但还是厄运难逃。我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成了批判斗争、游街示众的靶子。戴着尺余高帽,手执破簸箕、坏笤帚,被追打、唾骂。在“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的“簇拥”下,我被赶着从一楼爬到四楼,墨汁涂满衣襟,鼻涕口水洒得我满头满脸。 呜呼!人的尊严丧失殆尽。 使我最痛心的那一幕,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秋日,已有几分寒意。我被唤进了一个办公室面壁思过。我明白,又要当一回“活靶子”了,此时的我已几近麻木。 一年级近200个孩子席地而坐,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读过句子之后,执教老师问道:“什么样的人叫敌人?” 学生答:“坏人就是敌人。” 老师又问:“谁是坏人?” 一个学生说,“黄世仁是坏人”,又一些学生补充道:“还有南霸天、刘文彩、座山雕、刁德一……” 老师问:“这些人你们见过吗?” 学生回答:“见过——” “哪儿见的?” “电影里边。” 老师说:“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真的敌人见过没有?”学生说没有。老师颇有几分得意,“那么,给大家看一个真的敌人!” 于是,我被摁着头,反剪着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 此时,教室里群情激昂,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的姓名成了“敌人”的注脚。从此,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年刚好是我而立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