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当年，我为了生活而走上这三尺讲台；今天，我离开这三尺讲台则一刻也无法生活。

　　● 贾志敏

　　我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大门，按现在的要求，该是下岗的“不合格教师”。那么，我是如何学会上课，并且在讲台上一站就是50年呢？

　　无奈入“境”

　　现时的教师，选择这一份工作，或出于对教育事业的憧憬；或考虑到工作比较稳定，多一份高尚、清雅，少一份市侩和俗气；或因家境欠佳，报考师范可免除学费，继续深造。而我步入这一岗位，纯属无奈。

　　父亲是个商人。解放初，正在海外发展的他，应邀回国。岂知，回到上海仅半年即被错捕错杀。我们兄弟姐妹因此戴上了“反革命子女”的帽子，被扫地出门。时年，我11岁，读小学五年级。

　　以后几年里，一家人靠母亲帮人洗衣维持生计，我勉强读到高中，还加入了共青团。1958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整风反右之后的整团开始了，我被清除出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个同样的理由，尽管我读书用功，学习成绩好，连续4次报考大学均未录取。求学无门，生活无着，只能靠打工代职谋生。

　　我啥活儿都干：拉车、扛包、送药、绘图……凡能挣个10元、8元，是不敢放弃机会的。哪个学校有教师病假，我则忙着去代课。遇上个“产假代课”，则十分难得，至少可以代职两个月。再说，小学里女教师多，代了这个“产假”，另一位教师又“生产”了……

　　我深知这一份工作来之不易，故十分珍惜。工作没比别人少做，业绩也不比其他教师差。校长见这年轻人还顶用，教课也不错，想给我“转正”，岂知一经“外调”就露了馅儿，好事变成坏事，我被清退了。

　　惊心动魄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时，我正在一所小学代职。“革命洪流”洗濯着“污泥浊水”。我们兄弟姐妹8个无一例外遭到冲击。在大学里教书的长兄被红卫兵殴打致残，病死在医院里。

　　虽说我敬业，工作也出色，但还是厄运难逃。我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成了批判斗争、游街示众的靶子。戴着尺余高帽，手执破簸箕、坏笤帚，被追打、唾骂。在“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的“簇拥”下，我被赶着从一楼爬到四楼，墨汁涂满衣襟，鼻涕口水洒得我满头满脸。

　　呜呼！人的尊严丧失殆尽。

　　使我最痛心的那一幕，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秋日，已有几分寒意。我被唤进了一个办公室面壁思过。我明白，又要当一回“活靶子”了，此时的我已几近麻木。

　　一年级近200个孩子席地而坐，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读过句子之后，执教老师问道：“什么样的人叫敌人？”

　　学生答：“坏人就是敌人。”

　　老师又问：“谁是坏人？”

　　一个学生说，“黄世仁是坏人”，又一些学生补充道：“还有南霸天、刘文彩、座山雕、刁德一……”

　　老师问：“这些人你们见过吗？”

　　学生回答：“见过——”

　　“哪儿见的？”

　　“电影里边。”

　　老师说：“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真的敌人见过没有？”学生说没有。老师颇有几分得意，“那么，给大家看一个真的敌人！”

　　于是，我被摁着头，反剪着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

　　此时，教室里群情激昂，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的姓名成了“敌人”的注脚。从此，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年刚好是我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