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书屋

教育史研究的地域视角

——简评《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

　　● 叶隽

　　近年来学术史研究渐成显学，而教育史研究亦相应升温。周勇博士新著《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就有其特别的意义，值得关注。虽然本书的题目让人心生疑虑，何为“中国文化教育”？但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说很难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于是做了这样的解释：“本书会刻意强调，中国文化教育其实是指某一类人物留下的行踪，其核心内涵乃是一些特殊的中国文化‘情结’，以及在这种‘情结’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术创造和教学行为。”这种说法虽有些讨巧，但毕竟为我们理解此著提供了基本线索。

　　《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全书四章，第一章其实多少有引言的意味，解释中国文化教育的渊源，突出江南名校的名分，并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梳理此前的学术史状况。正文三章，分别讨论现代中国（清末至民国）江南3所教育机构的个案情况，即无锡小学堂、苏州中学、东南大学。应该说这种选择颇具匠心，在教育层次上，兼及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方面；在地域覆盖上，涉猎无锡、苏州、南京三座城市；在人物选择上，则讨论钱穆、吕思勉、梅光迪、吴宓等重要个案。就学术史意义而言，此前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叙述虽然多有展开，但对地域性与层次性的区分确实不够，江南名校的呈现确实有其新意；尤其是作者能在普遍受到关注的大学教育之外，而借助自身地理优势，将中学、小学教育史纳入考察视野，难能可贵。

　　对于后者，学界并非没有关注，但苦于史料相对难以挖掘，故难得支撑的底气。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在第二章中，作者讨论“清末民初无锡小学堂的中国文化气象”，题目不可谓不好，但支撑的材料其实相对有限，尤其是小学堂先生们的中国文化教学生活，主要依靠钱穆的回忆；并不是说这样的题目不能做，即便是无法深入发掘新材料（譬如罗志田之用《退想斋日记》）的情况，如何借助更多的“边缘与外围”材料，或许是个值得探讨的学术方法论问题，否则难免落入“浮光掠影”的层面。

　　相比较之下，中学史的研究，或许要稍好些。这不仅是因为中学阶段对个体的成长相当重要，也还因为史料记载的相对丰富。学界对此问题也予以关注，如王伦信著《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即已系统讨论此问题，似也值得关注。尤其是作者在探讨苏州中学个案时，已意识到大学区制建立的背景因素。就学术史梳理而言，作者关注的主要线索是由陈平原、罗志田等人强调的思想史层面，其实制度史层面的东西也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学界已经惯熟的“故事”、“精神”之外，如何建立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尤有意义。

　　关于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学界关注已多，相关专著也有不少，至于个案关联者则不胜枚举。即便如此，作者仍能以“国学教育战役”为题，颇发新见。但若对此时的学术场域背景（用布迪厄理论比较典型）、尤其是国学表象后的西方文化接受分歧略做交代，或者洞见当更能迭出。

　　当然这未免是“高谈阔论”的成分居多，只有真正入局者才知道其间钩沉材料的不易、框架建构的费神、步步为营的苦恼，说到底，治学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我自己，基本上是自知才拙，只能选择步步为营的笨办法，先从个案做起，再逐渐建构起若干个案之间的关联，并逐步推到一定时空下之具体场域，如此或则更能将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策略落得更实在些。但还是很羡慕那些敢于在复杂纷纭的历史语境里纵横捭阖的研究者，剥茧抽丝，揭示细微。无论如何，是书都给我们预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无论是在细节层面将这些机构或此类机构的“中国文化”教育史予以进一步清理和补充，呈现更加完整的“历史现场”；还是进一步追索作为一个整体地域文化特征的“江南”意义（或是“江南名校”的核心内容），相信都是风光无限、学术价值甚高的题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的价值不容低估。当然，这也关涉到理论的自觉运用和反思的问题，是书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发覆尝新，但作者强调“发现新风景、修正旧认识”，确实也是一条幽径；比较遗憾的是，最后欠一结语，若能在理论高度进行若干总结，尤其是在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联上有所阐述，当惠益读者多多。总体来说，此书具有史学研究意识，注释相对严谨、视角亦颇创新，堪为教育学领域的上乘之作。

　　（《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