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与“择生”

——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故事 

　　每年四月春风起，又到学生择校时。家长四处活动，忙着打听学校的“行情”：哪个学校排在哪个学校前面，哪个学校招生有什么“说法儿”……趁家长急着网罗信息交流“情报”之机，网络世界也应运而生了一个“小升初”网，挺火。当其时也，举世瞩目教育行政部门，看能出台什么“新政”。但连续几年了，结果都令人失望。家长看明白了，老老实实带着孩子一家学校一家学校赶考去呗；知情人看明白了，“小升初”还得接着乱一年！今夕何夕？目前距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已经一年多了。人们期盼着：今年能够有一个使群众满意的小学入学和“小升初”的办法出台。

　　人们抱怨择校时，往往忽略了它的同盟军——择生

　　人们一直在抱怨甚至谴责择校，因为择校使家长增加了无穷的负担。这负担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由于择校，就有“高收费”和“乱收费”，就有“择居”——找与“名校”相近的房子，就中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套儿，使“名校”附近的房价飙升——无论新房、二手房，还是租赁房。由于择校，就得去求爷爷告奶奶，花钱送礼找“门子”。还得带着孩子赶这个“补习校”追那个“特长班”，攒一大堆“奥数”、“公（共）英（语）”、“钢琴九级”以及各种名堂的“竞赛”证书。孩子的双休日、文化娱乐的时间被侵占了，自由活动的空间被压扁了，自由自在的天性被泯灭了，快乐的童年成了童话，生活被扭曲了。那些“证书”也是“钱”和孩子的“痛苦与无奈”堆出来的！

　　最近，媒体披露了北京师范大学一项调查结果：北京市中小学生择校行为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其中又以初中最为突出，其次是高中；中小学的择校行为主要集中在城区，尤其在中学阶段更为明显，其发生比约是郊区家庭中学生的9倍。数据还表明，北京市2005年高中阶段择校费用最高（平均择校费为27518.34元），其次是小学阶段（平均择校费为19637.83元），初中阶段最低（平均择校费为13694.85元）。对于北京市中小学择校生家庭来说，择校费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经济负担，而且高中生择校费已占到了他们家庭年收入的一半以上（55.25%）。城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择校费用远远高于郊区，其中小学阶段城区和郊区择校费的差距最大，其次是高中阶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择校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人们谴责择校时，往往忽略了它的同盟军——择生。倘若一些学校不热衷于择生，倘若择生不是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和助长，择校怎么能够热得起来——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吧！择校现象是在择生的摇篮里“哺育长大”的，择校现象是在择生的土壤和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为什么择校，一言以蔽之——望子成龙。可又为什么择生？因为这才是维持“名校”的生命线。

　　没有择生，就没有高升学率，也没有那么多“高分生”。“搞教育”多年的“行家里手”深谙“生源决定论”。初中从小学挑学生，高中从初中挑学生。为了挑“好学生”，也是煞费苦心！所以每年都有“生源大战”成为招生时节的一道特别风景。前几年，两位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反映某地辍学率达到七成，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派人去调查。我是下去调查的人员之一。到了那里，弄明白了原来是记者外行，把当年某校的初一学生数与当年初三的学生数比较，算法是错误的。把这个错误校正过来，当地的辍学率超过10％，也超过了义务教育辍学率的允许值（3％）。进一步调查表明，其中一部分学生是在“生源大战”中被重点校挖走了；挖学生的有周围的学校，也有相邻的外县的学校，甚至还有该省省会城市的“名校”。还有“名校”花大价钱（承诺给学生奖学金和奖金）去“挖尖子生”的。至于提前招生、抢先让家长签约，更是屡见不鲜。

　　择生还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市场来了呀，挡也挡不住。“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一个个十分聪明的孩子——拿着各式各样的证书、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既可以可着劲儿地去挑“好学生”，又可以日进斗金，何乐而不为？前述调查材料中，对于择校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在重点校和非重点校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在是否赞成择校的问题上，重点校校长选择“赞成”的比例最高，而非重点校校长选择“不赞成”的比例最高。对于“接收择校生时主要考虑什么”的问题，重点校会考虑到家长的社会关系，而非重点校则不会考虑这一因素。由于重点校的社会声誉较高，一些有权势者或者攀得上关系的就会凭借一定的权势送孩子进入该校以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重点校一方面迫于权势，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会增强学校的影响力，能给学校带来更多的办学资源，故而在接受择校生时考虑了这一因素。也因此，非重点校难免遭到有权势家长的冷遇，也就谈不上考虑“家长的社会关系”这一因素了。对于择校时考虑家长的社会关系的做法，他们认为有违社会公平。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小学生人数的下降甚至锐减。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人数呈下降趋势已经好多年——从1994年起有十多年时间了，小学生人数锐减，继而初中生人数下降，而高中生人数在前4年度过了最后一个高峰之后，也呈下降趋势。2007年中招考生比2006年又少了5000名学生，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7000多人。北京市的小学校1978年是4666所，到2006年，经过“关停并转”还剩下1310所，入学人数则从1978年的19.9万名降到2006年的7.3万名，减少近三分之二！今天，如果不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涌入，许多小学校也就关门大吉了。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生源的分配失衡就被空前放大了。重点校门庭若市，本来就给的班次多，还被默许扩招，促使那些“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学校早日寿终正寝。表面上看是“自然死亡”或者说末位淘汰，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蓄意为之。对于公立中小学采取这种“市场规则”所造成的后果，其实是资源配置的失误。看着这么多学校关闭，有人笑言，如果中小学上的不是名校，过几年我们都找不着“母校”了！

　　择校高（乱）收费，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尽管有关部门数年前就承诺“3年内解决”，但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出明朗的前景。数年来“我自岿然不动”者，大有学问。学问在哪里，有人说关系到许多方面的利益——据说这后面有一条利益链。

　　择校与择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是互为助产婆？让我们作出分析：择校为择生提供了市场，择生又为择校推波助澜，加热了择校的温度。没有择校，就没有择生——无须择生也无可择生嘛！没有择生，择校就失去了学校一方的内驱力——一个巴掌拍不响，择校就容易萎缩或被制止。一面说要遏制择校，一面却在给择生开口子，这与其说是自相矛盾，还不如说是对择校扬汤止沸！

　　对择生开口子，就是给择校开绿灯

　　当“小升初”入学可以有八种九种十一种“渠道”之多时，为择校开的口子就多了去了。开什么口子呢？办“实验班”、“特长班”就是一个大口子。不管是“数学”的、“英语”的，还是“科技”的、“文艺”的、“体育”的，其直接或间接的目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跳出“电脑派位”的窠臼。有的“实验班”是“重点班”的变种。何以见得？以一所学校为例，择校入普通班收费3万元，而入“实验班”则要6万元，就是明证。在这里，“因材施教”变成了“因财施教”。因为新《义务教育法》明令学校不得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故以“实验班”、“特长班”掩人耳目。开设“实验班”、“特长班”既提高了择校的价码，也为创造“高分生”作了铺垫；对于不是名列前茅的学校，还是给家长以承诺的筹码。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目前升学招生秩序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