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与择生是谁在参与?有哪些因素组成?择校与择生涉及三个方面:学生(背后是家长)、学校,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看,择校与择生是三方利益的博弈。 对于学生(背后是家长)与学校的“择”,前面已经多有述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如果都是按下面(一些区县或一些学校,主要是重点校)的意见,都给以“关照”,其结果必然会与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背离,与新《义务教育法》相背离。新《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可事实上我们许多孩子在免了一次考试(升学考试)之后,在新的“措施”下,要经过一所又一所学校的个别“测试”、“测评”——其题目之难、时间之长,远远超过过去的“小升初”统考的难度,有人找到“测试”的题目,发现出的都是“奥数”的题目。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被报纸和电视台多次披露曝光,但是我们的管理部门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2007年,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追踪学生参加考试的过程,被学校拒之门外。这位记者守在学校门口,问考完试出来的小学生:“进去干什么去了?”学生说:“考试:语文1小时,数学1小时。”记者问:“没让你们带笔进去呀?”学生答:“他们发笔。”可见,学校也在绞尽脑汁躲避媒体的监督。在新闻节目里公开播放这样的事件,不知道教育行政部门看没看到?电视台报道的是一所学校,采取类似做法的可是大有学校在!这是公开的秘密。 笔者不敢妄言有关部门在遏制“择校乱收费”上何以态度如此暧昧。只想进一言:对于新《义务教育法》执行不力者,新《义务教育法》还有问责的规定在——新《义务教育法》专门设有“法律责任”一章。 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由于学校不均衡,导致“就近入学”多年得不到落实。北京市有的郊区的家长说,“就近的学校质量太差,进重点校收费太高,进城去上学路太远”,以至于产生家长联合办学(办“私塾”)的想法,这在媒体上也曾争论多时。2008年2月25日中小学校开学,当天早晨北京市内到处堵车,为什么?就是因为非就近入学的学生太多啦! 从1997年北京市实施“电脑派位”(1998年全面铺开)迄今已经10年,新《义务教育法》自2006年9月1日实施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电脑派位”在一些地方却已经“名存实亡”,总的派位比例逐年下降,一些学校拼命压缩派位人数,还有的学校根本不接收派位生(他们这么做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许可的)。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照顾社会(即家长)的多种需要”。在我看来,这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需要——进个好学校。所谓“多种需要”,说到底是那些“名校”划出的道道,这是典型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要择生的学校划出道道——这些道道成了家长择校的路径,于是家长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又成了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依据,“照顾各种各样的需求”。岂不可笑!所谓“给家长多种选择”,其实是断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一个借口。 还有一个多年来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共建”问题。以北京市为例,近年来与中小学校形成“共建”关系的有400多对;学校基本上是重点校和少数“二类校”,单位则多是一些部委机关或“财大气粗”的部门。“共建”之初,还是学校需要自筹资金之时;现在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共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它违背教育公平的原则,是一种特殊化。如果任其存在,“遏制择校乱收费”就成了一席空话——有400多个洞的大堤岂能不崩溃?那些腰杆儿粗的“共建”单位,应该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尽一份力——首先自己不要使这种万夫所指的“特权”;其次,一旦中小学校均衡了,“共建”也就没有必要了。 什么是教育家的择生情怀 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到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都是不挑学生的。苏霍姆林斯基做帕夫雷什中学校长,也是不挑学生的。 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自齐、鲁、宋、卫、秦、晋、吴、楚等诸侯国,地区广泛,成分各异。有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有形同野者、餐黎食藿的子路,有贫困无食、身无完衣的曾参,有蜗居蓬户、上漏下湿的原宪,也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贵族出身的宫敬叔、司马牛等。从孔子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富有如冉有、子贡,贫穷如颜渊,贵族子弟如孟懿子,卑贱出身如仲弓,勤奋刻苦的如颜渊,懒惰贪睡的如宰予,都成了孔门的弟子,并无贵贱亲疏的区别。孔夫子自己出身贫贱,学生出身五花八门,他老先生不是挑挑拣拣、嫌贫爱富,不是非得挑聪明的、挑家长有权势的才收。孔子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这种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收徒原则,将教育推至“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有教无类”也成了中国教育家的择生传统,被颂扬了两千多年。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这位出洋留学的大“海归”,脱下西装革履,换上粗布衣,“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一闻牛粪诗百篇”!他那“爱满天下”的胸怀,一心要“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哪里有择生的位置? 世界上一些在教育史上留有芳名的学校,从杜威的杜威学校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又有哪一所学校是以择校著称于世的呢?他们追求平等、公平,没有歧视,不排斥弱者,而绝不是只为了一己的蝇头小利、囿于鼻子尖底下一小块天地。再反观当今的一些学校,他们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挖别人的墙角去择生。这样做了,即使有了成绩,别人也不佩服,甚至不屑;以一己的名利计,也是因小失大,更何谈“教育家”的胸怀? 什么是好的教师?好教师是不管什么学生都能教好的教师,不是专门挑了好学生才能教好的教师。有一句话说,“要教好学生不一定非教好学生”——其中第一个“好”是补语,第二个“好”是定语。“电脑派位”之初,重点校进了一些“差”学生,你看那个抱怨呀!少数教师说:“这么差的学生怎么教?”好像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似的。你也不想想,当你年年教好学生的时候,是那些薄弱校的教师承担了你剩下的、摈弃的那些“差”学生,才成全了你的成功!养尊处优惯了,无形中形成了一些教师的心理障碍,使他们失去了健全的人格。一将功成万骨枯:重点校的成功是以牺牲普通校的利益为前提的——谓余不信,咱们换换?好在“换换”的机会很快就要到来了,因为新《义务教育法》规定,校长和教师要流动。 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以上所说,许多现象已经在改变。2008年2月,北京市人大在网上公布了《北京市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草案)》,公开向广大市民征集意见,这是法制民主、政治清明的举措。应该说,这一实施办法(草案)与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原则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也还有一些可以修改补充之处。《北京市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出台,将是困扰首都多年的“择校乱收费”时代的终结,将为首都基础教育首先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带来无限光明的前景。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旗帜下,一个教育优先发展、义务教育走向均衡、实现教育公平、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大好形势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王晋堂 作者系北京一中原校长)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