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人想起28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关于潘晓的人生价值问题的讨论。每当社会面临大的变革，即会引发思想领域的深刻反思与论辩，似乎是一种规律。时至今日，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各种观点十分活跃，对于一件事情只有简单的二元判断就不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开放进步的反映。

　　然而，思想尽可解放，规范却须一致，而且要与时俱进。这样一看，制定于1997年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修订就很必要了。因为经历了11个年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很大发展，社会理念有很大变化；特别是经历了这场大地震，写入“保护学生安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保护学生安全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担当一定的责任。战士要保卫国家安全；医生对病人要尽救死扶伤的职责；审计局要守住国家财产不受损失……那么，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呢？教书育人是其责任，保护学生安全也是其责任。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不仅是家长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关于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中规定，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应当“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明文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教师有义务保护每一名在校学生，这种规定是符合职业要求的。保护学生安全当然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学生与传授知识哪个更重要？这两个都重要，并且是互补的：身处险境，保护学生显然要优先于传授知识；如果处境安全，传授知识当然是首位的。

　　大难临头，先保护谁？“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就是法律的回答。这不仅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电影《泰坦尼克号》在船沉时，也是首先把逃生的机会让给儿童、妇女和老年人。

　　这样一种责任意识，也是世界多数文明国家对师德的共识。一些资料列举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例子。地震较频繁的美国加州，其《民法》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是灾难服务人员，此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因此，当灾难发生时，美国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加州Claremont校区“紧急状况职责”的文件明确规定：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每一个教师都有责任直接监管学生，一直与学生在一起直至被指示其他的做法”，“如学生中有伤亡，教师还有可能被公诉人刑事起诉或家长民事起诉”。加州圣荷塞OakGrove高中的2007～2008年度安全计划规定：“在全校范围的紧急状况时，所有的员工都被要求与他们的学生在一起。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能离开学生不管。”

　　在震灾频仍的日本，也规定地震发生时，“老师不能离开学生”。一份山梨县教委编写的《学校地震灾害对策指导手册》，详细介绍了地震发生时教师如何正确引导学生逃生的方法，还明确了教师在地震时必须要说的几句话，比如，“一切都听老师的！”“藏在桌子下！”等。显然，大难临头时，弃学生而去的事，是法规不容许的，也是教师不应该做的。这与个人是否追求“自由和公正”无涉，而是责任；这与“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范美忠语）无涉，而是师德，也是社会公德下自觉的行为。

　　反观范美忠的行为，地震时只顾自己跑而弃学生于不顾，在教育部发言人对其言行进行批评时还“振振有词”，其言行不符合“人民教师”这一称谓的应有之义，与教师职业道德要求格格不入。

　　今天谈安全，在经历了四川汶川地震之后，还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强调了教师对于学生的保护责任。教师心中要有学生，教师心中要有责任。保护学生与教师责任是统一的，是一件事。强调了这样一点，当教师求生自救的本能浮现脑际时，就会想到学生，想到责任。范美忠脑子里如果有了这根弦儿，可能就不会弃学生而跑啦！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学习与落实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而是应该联系实际常抓不懈的一项系统工程！

　　保护学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这不仅是学校管理的要求，也应该内化为教师的道德规范。

　　（王晋堂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13—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