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侧重于感性抒情，属主情文化，抒情具有绝对化和极端化特点，抒情是不讲理的。解读中国文章则强调读者的感应性。典型的文本解读代表当属清代金圣叹《水浒传》评本和脂砚斋《石头记》评本。中国文学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和学生解读文本时，必须要用心灵去领悟、探索和发现，把侧重点放在对“怎样写”的不断叩问和分析上，主要包括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这些都属于文本的形式范畴。西方文学侧重于理性思辨，属主智文化，智性的文章一般不讲情，解读西方文章则应强调逻辑性。西方文学的特点决定了在解读文本时读者更要侧重于对“写什么”的抽象分析与概括，这些属于文本的内容范畴。有效解读文本的基础是形式（怎样写）和内容（写什么）的统一，在统一的前提下，要深刻解读中国文本就必须侧重于“怎样写”，在这里“怎样写”是第一位的。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凡是有定论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但事实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受到束缚，文本解读的侧重点大多数依然停留在“内容”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教学中重“写什么”轻“怎样写”的问题，要想实现文本的深刻解读和语文课堂的优质高效，依然不容乐观。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对《湖心亭看雪》的解读侧重点进行对比分析。

　　湖心亭看雪

　　张 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示例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解读。

　　施蛰存先生是翻译家、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他认为①：“用‘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来深入描写这个‘上下一白’，却是作者极妙的修辞手法。”遗憾的是为什么要使用变异的修辞手法？为什么是“极妙”？都避而不谈。施蛰存先生总结道：“最后，借舟子的话，来点明自己看雪的痴态。”其实，此“痴”是舟子所认为的，“余”之“痴”主要不在看雪上，而是借舟子的误解来委婉表达作者对“故国之思”的大“痴”。以施先生的才力，如果从“怎样写”的角度来欣赏，侧重点放在“提到某一时气候同某一人的感觉时，他使用了些什么文字去说明。他简单处简单到什么程度，相反的，复杂时又复杂到什么程度……他有思想，有主张，他又如何去表现他的思想主张？”② 诚如斯，定有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激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