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小娅副部长鼓励广大中小学校长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人民教育家(文章见本刊2007年第24期)。但教育家的成长路径在哪里? “教育家发展共同体”是浙江省一群热爱教育、执著教育并理解教育的工作者,自发打造的一个组织,也是他们探索中的催生教育家的新机制。 这种做法,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参加共同体的校长们,回归“育人与办学”的本源,去探索教育的科学性,追寻教育的艺术性。 这种做法,蕴含着成长的因子。共同体是一片土壤,在这里,校长们的新思想向上发芽,在学校里开花,最终在受教育者身上结出美丽的果子。 “教育家发展共同体”让教育者在成长为教育家的路上,不再是寂寞的行走。叶翠微与陈锋两位校长的教育理念,正是在相互的思想交流中、在实践与实践的碰撞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盼望着,未来中国教育界能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从中孕育出一大批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和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如斯,中国教育大有希望! “教育家”,曾经是一个无比圣洁的光环,仰之弥高,敬之弥远。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芸芸众教者,多半以“教书匠”自居,固步于“教术”(或者称“教法”),满足于三尺讲台“上所施下所效”式的传统教学。中国古代的“塾师”便是。 诚然,我们不能指责“塾师”胸无大志,没有教育家的追求。但是,必须看到,没有教育家的教育必定是短视的、肤浅的、功利的、异化的;进而,也必须看到,不能催生教育家的教育注定会是暮气沉沉的(缺乏生机)、机械呆板的(缺乏灵性)、品之无味的(缺乏内涵)、单调重复的(缺乏创新),换言之,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教育,应让教育所固有的内涵充满着生命的灵动和激情。 有价值的教育,至少要涉及两个命题:其一,有价值的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来引领和推进;其二,有价值的教育必定会孕育、催生出教育家。 于是,我们想搭建一个平台,助推教育实践者成“家”,并且让教育家成为一个群体;于是,我们想构筑一个孵化器,能不断孕育出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和新举措;于是,我们想组合一个发展共同体,让思想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我们尝试打造“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这一新机制。 孕育教育家的“文化基因” 浙江,具有独特区域历史文化的一方土地。 在中国历史上,曾崛起过浙商、晋商、徽商。经过历史的洗礼,晋商和徽商已成过眼烟云,唯独浙商在八百年风吹浪打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不断壮大,发展到了当代,形成民营经济“四最”: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学术界在研究浙商这一群体时发现,“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激情是浙商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基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教育,何其相似。 浙江历来有“耕读传家”的重教传统。早在六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家学盛极一时,大儒辈出,其中余姚虞氏家学历经晋、宋、齐、梁、陈、隋而不衰。宋代浙江有“人文之盛一时冠于全国”的美誉,其时,四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学派等不同的“浙派”学术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成为佳话。上世纪20年代,更有我国中等教育改革先驱者经亨颐矢志将他任校长的上虞县春晖中学办成中学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以“陶冶人格”为办学思想,改革学制,精简教材,活跃体艺,春晖中学也因此声名远扬。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虽然数字是乏味的,但我们还是想在有限的篇幅内作一罗列:浙江是全国第三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省份,并且小学毕业升初中比率和初中巩固率指标均列全国前茅;浙江早在1987年就在绍兴县柯桥建立了教育实验区,历时8年开展了“基础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模式的研究”两轮教改实验,取得丰硕的成果;浙江省1988年启动了以减少课程门类、增强课程地方性、音像教材与纸质教材配套为特色的省级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并于1993年在全省范围内试用;浙江已连续8年保持着高中段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数1∶1的比例;浙江2004年在全国省区中率先普及了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这些成就的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创新精神,尽管是涓涓细流,但最终也可能汇集成滔滔大海。根植于浙江土地上的这些智慧和精神,是浙江教育的宝贵财富,也是浙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燃料”。如何将它们挖掘出来,如何使细流成“源”、使教者成“家”、使经验成“理”,如何让我们的教育在时代的感召下充溢着与时俱进的灵动,是每一个教育者的使命,更是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