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年代中对语文教学根的寻觅

　　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因当地小学师资匮缺，20岁的我被招去做了一名民办教师。没有师范经历，没有岗前培训，我只好回忆过去老师教自己的方法照搬着去上课。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空气里，语文阅读课也充斥着浓浓的政治味儿，识字教学更是机械而呆板，凡是独体字就问学生是几画，合体字就简单说说是什么结构。如此机械的教学，学生无趣，教师乏味。

　　语文是这样教的吗？我默默地问自己，怯怯地问旁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无法找到答案，也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课，在迷惘和困惑中历经了4年的语文教学。

　　1973年9月，我被“推荐上大学”，到了桂林叠彩山下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那时“极左”思潮依然泛滥，所学的内容也非常的“政治化”，语文课究竟要“教什么，怎样教”的疑问还是不甚明了。当时能阅读的书籍也非常少，书店除《毛泽东选集》外几乎没有其他书籍。一日，与同窗好友在独秀峰下的图书馆偶然翻查到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阅后方知小小汉字竟有如此之奥妙，一时爱不释手，竟与几位窗友把整本书刻写油印出来。王筠有言：“人之不识字也，病在不能分，苟能将一字分为数字，则易记难忘矣。”这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的确，语文这座大厦是由字词句段篇组构而成的，字是它的基石，人生启蒙从识字始，果能“将一字分为数字”，即先分解，再组合，析形索义，因义记形，汉字的形义自然就能形象识记。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当代人的文字学基础非常薄弱，很多汉字“迎面不识”。例如“阳”字，我当时也只是知道“阝”叫左耳旁，至于它表示什么或与什么有关却不知晓，自己也不曾想过。念及到此，我顿时为过去误人误时的识字教学汗颜，同时也陷入更深的思考：汉字字理的学习和运用非常重要，而它是否就是我所追寻的语文教学之根呢？

　　寻它千百度的根就在眼前

　　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广西柳城师范学校任教。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教学研究氛围渐好，我也更投入地进行我的语文寻根之旅。在给师范生讲授文言文和古诗词时，我有意摒弃按译文串讲的方式，而是对重点字依据其字源义进行解析，并补充和扩展相关的文字学知识。例如讲授古文《郑伯克段于鄢》“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姜氏何厌之有……欲为之启……”这一句段时，我对“完”、“聚”、“缮”、“具”、“厌”等重点的难字均从字理入手进行析解，这样的讲习是生动形象的，学生听课时的眼神也告诉我，他们兴趣甚浓，字义理解了就能自主地把文意串通起来而无须死背译文。这样的教学实践使我感悟到字理教学的重要。

　　依据字理进行析解汉字形义就是“提领一顿，百毛皆顺”的关键吗？我又在想。为了更好地找准语文教学之根，我自觉地下到小学去亲自执教，既上集中识字课，也上随文识字课。例如在“偏旁串字”归类识字教学中，学习“阳”字，学生对“阳”字的“阝”表示什么意思不清楚，而当我把“阳”横倒过来，“阝”的笔形略加变化变成“∧∧”，“日”画成“⊙”表示太阳，再将它叠在“∧∧”上面时，学生便马上不约而同地说“阝”表示山岭，“阳”就是表示太阳从山岭上升起的样子。随后学习以“阝”为偏旁的“险”、“阻”、“阵”等字时，学生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字与山岭联系起来思考并争相发言：山高就“险”峻，山大就形成“阻”碍，打仗时要居高临下，所以“阵”地构筑在山头上。看，这就是字理教学“偏旁串字”的魅力！

　　汉字中构字率比较高的独体象形字也就百十个，大部分都充任合体字的偏旁，而汉字83%以上又是形声字，只要学会一个偏旁就可以带出一串的同类字。社会上识字教学的流派虽然很多，但是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比实验研究，我认为依据汉字本身所蕴含的字理进行识字才应该是最根本的方法啊！感悟到此，真可谓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识字教学之根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每天照面的汉字里！我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并很快就把这寻根感悟写成了《字理，识字教学的根本》、《字理＋心理＝合理》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小学语文教学设计》、《小学教学参考》等报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