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教育》创刊的60年里，我从热心读者、作者又到编者，与她约有30年的亲密关系。

　　1950年5月《人民教育》创刊时，我在江苏苏州专署文教科任视导员。那时，在我心目中全国最有权威的教育刊物就是《人民教育》。我是该刊的热心读者。1952年我被调到苏南行署教育处主办的《苏南教育》编辑部做编辑，更是把《人民教育》看作是我工作的样板，学习她更加认真仔细。

　　从1954年12月号《人民教育》上刊登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好校长》起，我就被聘为《人民教育》的特约通讯员。这时我已被调到江苏省教育厅任办公室副主任。从此，我便成为《人民教育》的作者，与编辑部有了较多的联系。我利用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机会，遇到有好的办学和教学经验的校长和教师，或有值得反映的问题，就给《人民教育》写稿，也得到刊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被下放到沛县文教局当局长，由于直接管理全县中小学，有更多机会了解学校情况，也没有忘记给《人民教育》写稿。如刊载在1962年5月号《人民教育》上的《农村学校生产劳动教育散记》，就是我在下去视察学校后写的。

　　1964年5月，我被调到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这时，因有时间思考过去看到的学校考试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想法，写了一篇《考试什么？》的文章，刊登在这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上。这是我作为作者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之后，因“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人民教育》停刊了。

　　1969年8月，我和教科所全体同志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底，我从干校被调回北京，到国务院科教组工作。第二年秋，我和王通讯同志共同筹办《教育革命通讯》月刊。1977年10月《人民教育》复刊。《教育革命通讯》停刊，通讯编辑部的全体人员转办《人民教育》。我任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兼总编室主任。这时的编辑部办公地点仍在教育部内，等同于教育部的一个司局单位。复刊后《人民教育》是面向大、中、小学及工矿、农村、职业学校和各级教育干部及教育工作者。这时编辑部又从高等学校调来或借调来一些同志。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内部也非常团结。对揭批“四人帮”在教育上的余毒非常积极，有些同志写出很有分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曾引起多方注意。有人说：“编辑部是藏龙卧虎的地方。”

    我除做好我应负责的几项职务工作之外，也经常以本刊记者身份到下面去采访，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如我和刘堂江同志去南京采访优秀小学教师斯霞，合作写出的那篇《桃李芬芳人未老》文章（载于1980年5月号），因为我们的采访深入细致，写她的成长与教学经验比较全面具体，使她的模范事迹传播很广，后来人民出版社专门编辑一本全国最著名的几个小学优秀特级教师专集，将我们写的这篇也收入在内。由于写这篇文章，我们和斯霞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她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时，每次都来我家看我，我们也去大会上拜访她。有一次我离休之后生病卧床在家，她又和她的儿子（在北大教书）等3人端着两盆鲜花来宿舍看我。这时她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令我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