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创刊60年报道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与人物

　　（1950-2010）

　　最有影响力的事件

　　1． 速成识字法 1952年5月号《人民教育》发表郭沫若同志《在颁给祁建华奖状典礼会上的讲话》和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祁建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的文化教员，他在教部队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速成识字法”。为奖励这种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1952年4月23日给祁建华颁发奖状。郭沫若指出：“这种创造，对于扫除文盲、发展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贡献很大，是文化教育工作上极有价值的极应重视的创造之一！”速成识字法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这种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生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经认识的文字并求进一步的提高。该期还介绍了高碑店农民速成识字班的教学经验以及天津纺织工人速成识字法实验班的工作。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成人识字扫盲运动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2． 红领巾教学法 1953年7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详细介绍了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观摩北京市女六中的《红领巾》教学后提出的意见和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依照普希金的意见再次教《红领巾》的经过与体会。同期《人民教育》还配发了《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密切关注，许多学校纷纷仿效“红领巾教学法”，把“文学分析”当成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提问、谈话法当成唯一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当时所形成的“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有着长时间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国20世纪后半叶的语文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3．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大讨论 1955年2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文章指出，教育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加重学生负担的矛盾，其次是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中学生要求不同的矛盾，再次是各科知识的教学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矛盾，灌注知识和培养学生自动钻研精神、独立思考能力的矛盾。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培养才德兼备、身心健康、手脑并用、智情并茂、意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新人。文章指出，全面发展的教育也是发展的。该文掀起我国教育理论的大讨论。1956年9月号～12月号《人民教育》针对“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再次发起“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是不是可以结合、两者相结合能否成为新的教育方针。认为因材施教只是教学方法的，就不主张把它和全面发展的方针相提并论地结合起来；认为因材施教不只是教学方法，并且要贯彻到教学内容、教学制度各个方面的，就肯定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针。

　　4． 语文分科 1955年8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既然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分科。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课本的使用。但有关语文分科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叶圣陶的观点还常常被人谈起和引用。

　　5． 批判“两个估计” 1977年，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人民教育》总编辑及几位编辑参与撰写《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发表在1977年第2期《人民教育》（1977年11月17日付印）上。经邓小平同志批准，该文在11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篇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日后否定“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是意识形态领域标志性的文章。